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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赚我钱,我赚我命 #W19

人赚我钱,我赚我命 #W19




 

前不久发生了一个非常无耻的事情。

山西洪洞县一个脑梗患者,事先答应给北京医生1万元,北京医生去洪洞县给他开刀。结果患者这方把给钱的场面拍成视频举报,医生受到处分。

这个事情大家都知道,所以细节我就不多说了。

除了少数脑残,大部分人都痛骂患者和家属丧尽天良。

救你一命,不知感谢;赚你的钱,成了你的仇人,天下没这种道理。

患者的行为,显然抬高了专家“飞刀走穴”的风险,让其他患者承担更高的成本。


然而,尽管人们痛骂患者,却很少有人指出,那不准专家走穴的规定本身就是不合理的。

七八年前,我作为媒体人参加央视的《对手》节目旁听,几个参加辩论的医疗行业的管理专家,抨击“北京的医生为了赚外快,周末坐几个小时车,去郑州、太原、保定等地方走穴开刀”。

我是真的听不下去了。轮到旁听者发言的时候,我要过话筒,说,医生走穴是好事。你想想,医生去外地,一次可以做好几个人的手术,患者才花多少钱?

如果医生不去,这几个患者就得来北京排十几天、一个多月的队,还要住招待所,家人还得陪着来,那要花多少钱?是一个人过去好,还是一群人过来好?

这道理不是很简单吗?不准走穴的规定根本就是错的。


可能我这番话在那个场合太惊世骇俗了,现场的观众对我侧目而视。


专家无法从逻辑上反驳我,只能说些什么“有规定就得遵守”之类的无聊话语。

后来我也没管这期节目有没有放我的话上去。我喜欢反驳专家的蠢话,现场过一下瘾就算了。

没想到这么多年过去了,很多人还是关注个人道德,而不考虑那个规定是否合理。陈兴杰写了一篇文章为医生走穴说话,居然还有人说:“违法的行为,被你颠倒了黑白。”

现在这方面也在改革,医生“多点执业”在推进之中。我对“多点执业”没有详细的了解。方向上说,我希望医生执业越自由越好。


当然,更大的问题是,医疗是否应该交给市场?

经常看到有人跟帖:“你们太理想化了、太书呆子了!市场并不能解决一切问题。医疗太重要了,怎么能交给市场?”

“如果连医疗这么重要的事情都交给市场,医院还不是想收多少钱就收多少,那老百姓还有活路吗?”

 



 

 乾隆元年,内阁学士兼礼部侍郎方苞奏称,北五省(直隶、河南、陕西、山西、甘肃)每年因造烧酒而耗费大量粮食,老百姓喝醉了还打架,因此,应该禁止北五省造烧酒。

这个方苞,就是二月河在《康熙大帝》、《雍正皇帝》中塑造的那位既懂权术又懂治国的“布衣宰相”。《狱中杂记》的作者。

乾隆皇帝也没多想。直观上看,酿酒要用粮食,禁止酿酒不就节省了粮食吗?反正,烧酒并不是刚需,对吧?禁!


其实方苞并不懂治国。


有一个人提出了不同意见,他就是孙嘉淦。

孙嘉淦认为,烧酒是市场需要,禁止就会使供给减少,供给减少价格就高,就会导致人们冒险造私酒,执法成本将剧增;造烧酒用的是粗粮和一些杂类植物,禁止的话,可能反倒会导致人们用更多细粮去酿造黄酒,达不到节省粮食的目的……

总之,孙嘉淦列了一堆理由。看他的奏疏,我感觉他是学了张五常经济学、奥派经济学穿越过去的。每一条理由,都非常符合经济学原理。


乾隆三年底,孙嘉淦任直隶总督。他上奏说,前任李卫任内,接私酒案364起,案犯1400多人;他接任一个月,就又接到了78起,案犯350多人,这还没算府、厅、州、县没报上来的案件。这还是正犯的数量,受牵连的乡保邻甲、沿途店肆、负贩之属,还不知有多少。“一省如是,他省可知。”

孙嘉淦的结论很简单:“本为民生计,而滋扰乃至此,则立法不可不慎也。”


不是老百姓做错了,而是禁酒的圣旨错了。朝廷无事生非干预市场,才使得老百姓出现这么多“违法者”。

孙嘉淦说:“禁酒原在灾年,现处丰年,不宜再禁。”

意思就是说,灾年粮食严重短缺,禁酒还情有可原,现在丰年,禁什么酒呢!

那时候乾隆皇帝还算懂点经济逻辑,他接受了孙嘉淦的意见。

 



 

谈医疗市场化,怎么突然岔到孙嘉淦的谏禁烧酒去了呢?


孙嘉淦这个人,实在有点特别。

过了几年,孙嘉淦对禁酒令的危害又有了更深刻的认识。

他说:“臣前言酒禁宜于歉岁,不宜于丰年,犹属书生谬论。躬莅其事,乃知夺民之赀财而狼藉之,毁民之肌肤而敲扑之,取民之生计而禁锢之。饥馑之馀,民无固志,失业既重,何事不为?歉岁之不可禁,乃更甚于丰穰。”

简单翻译,就是说,以前我以为灾年禁酒是合理的,但丰年不应该禁酒。后来我深入真实世界,才发现,灾年阻止老百姓的生计为祸更大,灾年更加不可以禁酒。


这段话,引申开来,就是:越是重要的东西,越应该交给市场


灾年粮食更重要,那就更应该交给市场。

那些认为重要的东西不应该交给市场的人,老觉得市场派太理想化、太书呆子气。

但其实,他们的观点才是书生谬论。

像孙嘉淦这类懂得真实世界的人,很容易就能明白这个道理:市场才能缓解稀缺问题,所以,越是重要的东西,越应该交给市场。

有些人,自己想不通真实世界的经济逻辑,却还攻击市场派“为利益群体代言”。

幸好孙嘉淦是个著名的清官,要不然,恐怕他也会被攻击“为私酒贩子代言”。




 

医疗这么重要的事情,当然更应该交给市场。

不要像洪洞县的那个患者一样,视赚你钱者如寇仇。

要知道,最可能让你丧命的,不是医生赚你的钱,而是医疗资源的稀缺。

更何况,只有市场化,才能真正降低医疗的价格,让你少花钱。


中国又不是没搞过医疗大锅饭。


过去的“单位”里的人,看病都可以报销,结果大家去医院开了高压锅、饮料之类,反正能报。

医疗服务的稀缺问题没解决,倒解决了高压锅的稀缺问题。

比医疗更重要的是粮食。

中国的粮食问题怎么解决的?

不是计划解决的,而是市场解决的。要不是农村土地体制、粮食体制的改革,中国人还不知道哪天才能吃饱饭。

历史反复证明,最重要的东西的稀缺问题,始终都是市场解决的。但却有很大一批不懂真实世界的人,始终抱着“重要的东西不能交给市场”的书生谬见。


 

美国在干预医疗市场上的做法,为全世界树立了极坏的榜样。

例如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FDA),管制食品、药品、医疗器械等的销售。没得到它的许可证明,药品就不能上市销售。

表面上看起来,FDA放行的药品,安全性都比较高。

但是,人们看不见的是,FDA为了所谓的安全性,卡住了多少救命药,害死多少病人。


官僚的逻辑,和市场的逻辑,是完全不一样的。

对于FDA的官僚来说,只要他们放行的药没出现严重的副作用、不良反应,那就是他们的功劳。否则,他们就会受到指责。因此,他们本能地就要卡住新药。别人死不死,跟他们关系不大。

但对于患者来说,患者需要的是活久一点,为此,可以忍受新药的副作用,可以冒风险。


但是,“不准患者冒险”成了FDA的权力。

在好莱坞电影《达拉斯买家俱乐部》里,FDA的探员,千方百计维护FDA的管制的权力。而主角则千万百计突破药品管制,救自己,也救他人。

这部电影是根据真实事件改编的。

美国人看了电影,十分感动,但他们还是不同意取消FDA。中美两国人民的思维,差不太多。中国也有电影《我不是药神》。

《达拉斯买家俱乐部》男主角

 

自己没生重病的时候,都觉得,没有青天大老爷FDA,病患都被会被黑心的资本压榨、诱骗。黑心的资本难道会卖安全的真药给病患吗?他们眼里只有钱!

待到自己成了病患,就知道,自己想获得尝试新药的机会,是多么难得。这世界,怎么不多一些资本开发新药呢?


可惜得很,那个时候他们会发现,他们说的话,没生病的人不愿意听。


美剧《波士顿法律》里,一个富翁患了绝症,花费巨资走后门,成为了一种新药的志愿试验者。而被挤掉试验资格的人,则起诉富翁,要求夺回当试验者的权利。他们都知道新药副作用不明,但,有活命的机会,那点副作用算什么?

是FDA管制了新药试验。如果没有FDA的管制,其实他们都可以当新药的试验者。假设这个新药带来的存活的希望是1%,那FDA就剥夺了无数病人1%的希望。


FDA造的孽,可谓罄竹难书。

经济学家弗里德曼在世时,就呼吁取消FDA。

但由于美国是很多人心目的“先进之邦”,FDA失败的管制模式,反倒被很多国家当作先进做法引进。


 


中国现在的医疗服务,比起很多国家来说,还算是好的。

原因在于,中国尽管以公立医院为主,但有相当多的市场化成分。其中相当一部分,是通过潜规则实现的。

医生“飞刀走穴”,违规,可是大家都这么干。洪洞县的脑梗患者,为了一己私利,想破坏这个潜规则,遭到全国人民的声讨。这方面,中国人其实还略强于美国人。

医院的科室,相当程度上拥有经营自主权,激励了医生的积极性;甚至还可以承包出去,有利于缓解牌照紧缺。

在广大的乡村,无数初中毕业、受了简单训练的医生,开办乡村诊所,这在行医资格管制严格的美国,是不可想象的。

……


总之,中国在医疗领域,无意中做对了很多事情。

如果市场化的因素更多,中国的病患将会花费更少的钱,却能享受到更好的医疗服务。


北大李玲之类的“专家”,完全不懂真实世界。她们说,病人和医生信息不对称,所以病人一定会被骗钱。

对这种没逻辑的话,不要信。

医院和医院之间有竞争。病患被甲医院骗了,会被乙医院指出来。乙医院降低收费、做好服务,就会把病患抢过来,让甲医院破产。

并且,人们还可以买医疗保险。保险公司可不会被医院骗。

市场没有李玲们那么糊涂。它有无数种办法解决信息不对称的问题。

如果你觉得某种服务太重要了,那么,市场一定优先满足你的这一需求,并且是以最低的代价满足你的需求。


市场不完美,但不失灵。

不完美在于,某些个体确实可能被骗、受害。

不失灵在于,市场已经让受害者最少。

干预才失灵。


FDA表面上的确帮助了少数人(例如帮助部分人避免了副作用),但代价却是让更多人受损。

真实世界里,不能追求完美,只能追求不失灵。当人们追求完美,那必然迎来干预的失灵。

李玲之类,纯属书生谬见

其实大部分中国人谴责洪洞县的那个家伙,已经说明,人们潜意识里还是不敢完全放弃市场。只不过,他们仅仅停留在潜意识的阶段,没有系统地思考。

如果他们能够多想一下真实世界的逻辑,他们也会同意:越是重要的东西,越应该交给市场



(邓新华,2019年10月1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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