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先声明：我的哲学水平和隔壁张大婶差不多，我只比她多认识一个比利王哲学。
 
  顺带一提：长时间没写东西是因为我偶然体检发现不知道啥时候染上了血吸虫，而且时间还比较长了……可能是在做观察的时候染上的。
 
  重要提示：本文篇幅较长，但不如后一篇《超超穷人进柬埔寨攻略（暂定）》，但是需要注意的是如果对于《矛盾论》或者类似内容无法经常运用于生活并有效做出行为（对你自己有利且有成果的），那就一定要仔细看这篇文章（尤其是应届生和工薪阶级）。
  这是因为后一篇文章我不的不删去大量的咖啡内容，其中会有大量的空挡，但是只要熟读这一篇，那么等你遇到空挡中的一些问题以及无法涵盖的各色当地决策问题时，参考本篇另两篇《你的信仰需要充值》+《君子报仇十年不晚》就能相对轻松的解决绝大部分问题——解决方式未必是最优化的，但一般会是有效的。
  除此之外，有些疑惑“我的脑洞是怎么开出来的，为什么能想到那么远的内容”的人也可以看一下。其实相对周全的考虑问题并没有那么困难——在知识量给定的情况下，只要掌握正确思路就能把现有知识最有效的利用，大多数人的知识量其实是相似的，所以利用率本身也就相对显得很重要了。
 
  本文和《超超穷人进柬埔寨攻略》有关，或者说是一种前置。
 
 
 
  由于《矛盾论》本身语言简单但要理解起来很困难，用哲学解释我也是实在是做不到的，当然用其他方式来做恐怕也是很难的。
  所以这儿我只是提出一些个人的见解与感想，说一说阅读《矛盾论》对我认识世界有什么帮助，我是怎么用《矛盾论》来思考现实中的问题的。
  另外我还会提及一些常常用《矛盾论》或类似其中思维方式的人的一些错误。
 
  我相信各位读者们一定看过《矛盾论》，所以关于文章本身我就不加简介了。
 
  写这篇文章呢，主要是群里聊天的时候聊到了“坐月子到底科学不科学”这个话题。
  这个话题下面我将作为首个分析例子。
  当然了，我们都知道传统文化中的“坐月子”是不科学的，其中很多习惯是非常有害甚至致命的，但是重点也不在这儿。
  有一位群友说：“这是女性为了争夺家庭中的地位。”
  
  我们仔细思考一下也不难明白，如果单纯的说“月子”这一习俗成立以后是不是对生育女性在家庭中的地位有利，这个答案基本是肯定的，无论古今这一作用都是比较明显的。
  但是月子的产生呢？那就不一定了，应该不是的。
  如果从矛盾角度来说，那应该会有一股力量促使月子的产生，而坐月子对女性在家庭中的地位有利。
  这种有利是会损害到另一方的，比如说丈夫。丈夫得忙前忙后，而且此时女人对于男性的命令权也提高了很多。
  我们都知道，在资源有限的环境中，人都不会是“坐以待毙”的。因此我们不难想见，女性这一方想要增强，男性这一方想要削弱她，这个时候就产生了矛盾。
  无论好处总体来说是哪边大或者小，任何一方都是想要扩大自己的利益并让自己的策略更节约成本的，所以无论是总体劣势方还是总体优势方，他们的诉求是接近的。
  
我们可知最直观的一个矛盾是妻子与丈夫之间的矛盾，女的想要坐月子，男的不想要坐月子。
  那么究竟是女性因为主动攻击而产生了月子，还是因为男性打的第一枪呢？月子究竟是矛还是盾呢？
  这个本来是很难讲的事情，但是一般来说我们都可以发现一个特征——如果一个行为成功的延续下来并且成为惯例以后，如果有人想改变惯例，那么盾的一方不会对之前开了第一枪的起很大反感，而矛的一方会不开心。
  放到这个例子中的话，就应该是提出改变坐月子本身（一锅端），就会让矛的一方更不满意，盾的一方没有矛那么不满意，也就是女人不满意男人无所谓。
  我们也可以在生活中或者历史中看到无数类似的情况，除了一些特别的条件下，一般来说都是矛对改变不满意，盾对改变无所谓甚至觉得不错。
  
  这是为什么呢？
  道理可能是很简单的：率先用矛很正常，但是不是所有的矛都能固化成为一种常态的。
  常态是一种很难形成的东西，它要求一个“矛”或者“盾”本身就立足于某些长期存在的要素。因为如果不是一些关键要素长期存在，那么一个策略或趋势是无法依托于它而长期执行下去的。
  矛盾不是矛随便偷袭一下，盾格挡一下就行了的，它是矛顶着盾，矛是卡在盾上的一个长期的薄弱凹口处的。
  这当然是不容易的，它需要很好的脑瓜和大量的实践，到很高程度以后才能形成一个常态化策略，这是被高度精炼后的东西，也可以说是用真金白银和斗争得来的成功经验。
 
  但是我们想一想啊，如果要一个行为“常态化”尤其是一个复杂连续行为的常态化，它复杂行为的中间就都需要有针对对方很难改变的薄弱点，否则这根矛就卡不在盾上。
  月子很显然是一个非常复杂的连续行为。
 
  很显然，这样一个连续的复杂行为只是1v1的话是很不牢靠的——每个人都有大不一样的具体情况，除非是那些最难以改变的“吃喝拉撒啪啪啪”，否则就很难长期的作为一种1v1策略。
  月子太复杂了，它的大量内容是极大的超越了一个人的基础需求的，但是这些超出的东西依然常态化了。
  这就说明坐月子不太可能是一个妻子面对一个丈夫的行为，利益个体1v1很难产生出这么复杂和仪式化的常态化的。
  所以这些复杂和仪式化大概率的是牵扯到其他人的。
  鉴于现有女方这边相对比较反感坐月子主体被改变，那么更可能女方相关人员可能有此利益动机（当前）。
  我们可以确定坐月子习俗从农业社会就已经存在，所以它诞生本身只需要农业环境。
  一个常态化且涉及利益很深的行为必须要有足够大的利益，而这又是内部斗争性质的事件，所以在小农社会下这股力量通常来源于家庭，即便是外界力量干预也通常是普遍家庭内部要求的延伸。
  不出太大意外的话，那这种力量自然更容易来自于女方家属。
  一般来说复杂的系统能够形成都会有一些本来就很复杂的东西作为铺垫，当然其他的复杂的东西也是因另外的矛盾产生的。
  比如说比较方便产生坐月子的两个相关的东西我们就很容易找到。
  1：传统医学。
  2：传统农业家庭的分配和权力差序的格局。
  
  传统医学不用多说，这是提供了客观上的理论支持，这是外部的。
  通常情况下内部斗争会用这些外部的既有系统树立某些标杆，提出某些要求，这样就避免了很多麻烦或自身难以做到的理论论证或权威背书工作，更重要的是这也是自愿加入一套系统，那套系统可以在必要的时候被召唤或者投靠，这有助于增强自己的力量。
  
  分配和权力差序格局当然要复杂得多。
我们目前已知中国的孝道之类的观念出现的比最早的有记载类似坐月子的行为要早很多，所以这一定程度上说明了至少以辈分为权力排序方式的家庭既定系统和观念更早和更强的普及了（毕竟都已经入书了），当然这在世界上其他文明系统里也是一样的。
既然我们知道中国历来都比较看重孝道或者说辈分，那么另外一个子系统或者竞争模式要想脱离于孝道是非常困难或者说几乎没有必要的。
我们可以假设坐月子行为和孝道以及辈分是有关联的。
 
为什么要分辈分？为什么不用别的方式？
这个当然非常简单了，因为一般来说年长者具有财富与战斗力上的优势，所以他们需要一套稳定且易于普及和受到公认的系统。受到公认可以方便快速的拉拢利益相似者，这样在情况不利的时候至少能够有一些人能够站在自己的立场上。
当这种行为扩展到一定规模时，自然会成为一种类似法律的东西，因为率先获得利益的共同体集团会试图确保自身失去财富和战斗力上的优势时依然获取资源的系统。
形成这样的系统的好处是：由于率先形成了自身的系统，所以在系统内单个个体已经失去战力时，其他人可以进行权力保障。
保障的主要方式就是利用已经形成的群体对不服从的晚辈进行压制，由于现成的系统可以快速集结和使用资源去对抗，因此单个晚辈无法加以对抗。
退一万步说，如果晚辈本身想要产生组织进行对抗，那么长者集团已经形成的系统可以更快速的组织扑杀力量，从而将反抗的可能性尽可能降低。
当然，强行压制是可以用，但相对来说成本更高，所以如果有人能够开发出某种补偿办法，那么无论是管理小孩还是使用小孩都会更有效率。
比如说“尊老爱幼”而不是“尊幼爱老”是有很高的合理性的，因为尊是指尊敬，尊敬的是一个社会意义上的标准，这里就是指老人。
所以尊老的概念非常的通用化，不是针对个人。也就是说尊老不太区分个体差异，不是尊敬xx老人，而是“尊敬 老”。
尊敬本身主要是一种社会行为范式，更加类似于某种礼貌或者礼节，而且对内的要求比对外要高。你骂路上一个老头子老不死远不如骂自己人的后果来的严重（通常来说）。
爱幼就不一样了。爱幼虽然也有很多行为范式，但是这些范式相对于尊老是更加个人化的，而且对内的要求通常比对外低。你可以揍自家的孩子但不能揍别人家的孩子。
  
  这说明尊老本身的硬性通用的指标比较多，大多数时候都要遵守，而且涉及利益核心群体同样的错误会变得更严重，这就说明惩戒能力是和这一群体有高度关联甚至有从属关系的。
  爱幼则有更大的余量，而且只是在对外界的时候更加有效，内部时更无效，说明这是高层权决定剥夺或惩罚权的，是有更大的自由裁量的空间的。
 
  这在绝大多数文明里都是类似的，一些文明在现代树立起了各种最低限度的安全标准，比如说青少年儿童保护等，这也只是拉高了底线而已，并没有改变基本情况。
  
  很显然，在一个已经执行这样系统的组织内，要想发展“坐月子战略”就需要更多的考虑这方面因素——如何更好的利用这套已经形成的系统。
 
  那么我们是不是可以想：娘家关系就相似于尊老爱幼中的爱幼这一环，尽管他们的力量相对较小，但是男性家人这边也必须提高利用她们的效率，打消她们的积极性显然是不利的。
所以女性和女性家属方面需要更多的从既有系统中赚得好处，同时男性这边也想花费更小的成本获取更大的收益。
双方当然都希望好处来的越快越好，但是一些先天条件的限制使得有些收益就无法来的很快，或者对方短期内根本支付不起。
我们可以列举两个最基本限制。
1：男性不可能一下子给女人很多钱，而且即便能给，女性也会想多要一点。如果商品经济不够发达而且治安不是特别好，那么女性光有钱也是不行的，甚至有些时候所处环境就没有金钱这个东西。
2：女性不可能一下子给男性生很多孩子，就算一下子能生很多那就更要留着继续生，毕竟人类不是生殖后就死亡或失去生育能力的物种。
 
既然如此，那双方就必须是一场长期交易。长期交易中信用是非常重要的，但信用又不是写在脸上的。
所以即便从考察信用角度考虑，那就更应该需要一定的实际考察——之前也许有过短期考察，但是这和已经快要有孩子是不同的，因为男方这边的实际孩子需求满意值尚不明确。
虽然原则上来说对于男性是越多越好，但是根据不同的实际情况，男性对于孩子的边际收益数量不可能和社会平均水平完全一致。
因此在早期交易中，如果男方能够给付出足够昂贵的成本，那么就有利于通过信用考察。
 
这样我们就不难得出几个假设，然后就可以通过在现实中观察的方式来看看判断是否比较正确。
假设1：第一次坐月子会特别的被重视，越到后来越不被重视，外界甚至会发展出理论来支持第一次坐月子的重要性，尽管这个理论在更新的理论出现后可能显得奇葩（由群体需求直接产生便利工具往往都会很奇葩——比如说欧神说不要买CEO盘，这个词最早就是欧神下的定义，但是后来那些楼盘就直接称呼自己是CEO盘了，因为这样显得特别好听，一听就是来烧钱的，而那帮不想烧钱的看那帮烧钱的也在买，想着别人这么有钱肯定聪明都买了，所以我也要买……当然，那些人当然也是聪明的，但他这个时候没想着要用赚钱的聪明罢了）。
假设2：如果有某些外部条件限制从而导致可生育的孩子减少，那么女方对坐月子的投入要求会更高，而且会有更大一部分男性也需要接受升级后的要求。
假设3：女方家属更强大或有更多合作价值时，那么女方坐月子时受到更高程度的照顾的概率会更大。如果同时假设2情况出现，那么女方家属也会变出更多需要由男方注意的事项或者各种麻烦的生活照顾习惯。这是为了快速找到相对容易被接受和理解的理由，在更快的赶上走俏的市场行情的同时也更能保证自己有外界同类支援可以获取，保证自己的道义武器威力。
假设4：一个社会本身的整体分配和权力格局如果没有发生根本性变化，那么随着时间的增长，各个社会系统内部斗争的优化程度会很高，整体管理系统对于这些方面的介入效率也就更高。
当这些规则已经几乎完全定型时，主要斗争逻辑不再发生太大变化，这往往就意味着大家要想扩展新的战斗优势就需要来回开发新型理论来丰富自己的细节策略，双方共同提高则基本可以保持格局不变（在没有明显外部环境变化或遇到硬性内部限制的情况下，进步速度都是趋同的）。
那么结合一下坐月子出现的时代以及孝道等出现的时代状态，他们先走过了最初的奴隶制时代，后来到了封建小农经济体系——这是一次巨大的变化，所以后来的时代保留的更多的当然也是封建小农时代的系统。我们当然经历了很久的封建小农经济时光，不难想象其中的斗争主要方式变得越来越稳定优化。
这种优化是需要实践检验的，当然需要时间发展成熟，在主要理论发展成熟后的具体执行方式就容易开发多了。简单来说就是封建小农经济系统经过的时间越长，坐月子需要的具体要求的变化自然也会慢慢加快和增多。
因此我们就不难得出假设：越是到后来，坐月子的具体需求行为就越多。也就是距今最近的小农经济系统产生坐月子具体行为要求的内容要比同样时长内的前朝要多。
假设5：如果假设2发生在一个物质升级的社会中，而这一社会依然保留有小农经济思想或者某些近似小农经济中的基础经济要素，那么坐月子的物质消耗要求也会随着社会人均物质占有量的上升而大幅度上升。
如果标准本身很重要而且绝对，那么物质上升到一定程度后是不会发生坐月子的实际物质支出的持续超额上涨的。比如说如果硬性要求是“盖一床被子不要见风”，那就不会上涨到“盖两床三床棉被开电暖器暖炉还要三顿热汤”的。
如果发生了上涨，那要么是理论走在了需求的前面，发现了原来的要求不够；要么是需求导致了理论发生了变化，当然这时理论是服务于组织或者特定群体的要求而产生的，也就是说理论本身是说客的作品。
如果是理论和研究先导要求某种客观要求，那么它的和现实中需求的跟进速度不会特别的保持一致，经常落后或者大幅度超前以至于难以直接验证（我们早就预测有黑洞了，但看到黑洞是预测有黑洞的100年后了），反之则会很好的保持一致。
 
如果上述假设成立，那么带来的一些结果就能够和孝道相结合。
女性坐月子本身是对男人得到第一笔重要女性产品后的交易信用考察，既然是考察，那么考察结果如果不佳，那么就必须要有止损或者挽回损失或者扳回局面的手段。
止损手段有很多，当然不仅仅是离婚，比如开始寻找备胎也是一种办法。
扳回局面的手段当然也不少，例如说可以用没有好好照顾为由发动后续道义攻势，尽可能的在今后一段偏向短期的时间内要求更多物质或服务。
挽回损失的方法也有很多，如果男人不好好伺候月子，那么女方也可以找到更多理由和机会尽量隔离孩子与父亲的关系，这也是可以变通的用道义手段部分达到的。这样母亲和孩子就有更多的关联性，未来孩子倾向于母亲的概率较大——当然不倾向于也没有关系，因为这样自己没有显性过错，可以获得更大的道义支援，尤其是父母尚且健在的情况下。
 
在止损和扳回局面的能力较低时，无论是个体能力较低还是社会平均水平较低，那么就有越多的人倾向于挽回损失。
挽回损失是长期性质的，这就相当于把对丈夫的部分信用值转移到了对孩子身上，均摊了风险。
当然男人也是乐于这么做的，女方要长期获得损失挽回（也是一种收益），对男人来看只要到达一定所需服务的程度即可，所以让女方及家属长期挽回一部分损失是有利可图的，这就像押金一样。
这在很大程度上也能加强女性对于家庭内部的投资程度，排除或利用更多不利于男方的本能倾向。
因此这种做法是平衡的，只是中间的度会有所变化。
 
这样一来，从整体来看是男性占据战略上的主动性，女性处于防守地位。但是他们之间是需要合作的，因此双方的投入积极性和可靠性都需要更高程度的确保，但男性相对来说更有保证。
此时在这一领域的整体弱势方才需要更多的额外公共保障，无论是法理上的还是道义上的，这对于男性来说也是有利的，尤其是那些比较在乎稳定的男性（社会生物繁殖策略中对于稳定的要求通常都是占主要群体的）。
在男性占据战略上的灵活地位时，那么法理上的一些优先权要出让给女方，当然出让核心利益是不能的，但是在一些尚不至于造成巨大风险的层面上出让这些优先权，可以让女方的积极性更强。
既然是法理上的，又要普遍适用的，又要是名义上更加好听且广泛的，那么它一方面必须大加宣传，另一方面还需要让女性有利的方面置于名义上更重要的位置。
我们不难明白，对于战略灵活的优势方来说，他的核心需求是财产必须随时听从自己的指挥以获取更大利益。
而对于防守方来说，她需要的更多的是一种保底服务。
随时指挥是需要应对更多变量的，所以相对来说制定统一规程会更加麻烦；反之保底就容易许多了。
因此当社会发展到长期稳定的程度，大家开始纠结细枝末节来获利的时候，那些容易制定的道义标准的名义优先级就会靠前，因为这些东西变得越来越规范化和稳定，容易预期。
 
就和前面说的尊老爱幼一样，尊是一种规范化行为，爱是一种更加变化的行为。
稳定的时候规范化行为在前，多变行为在后——因为后者已经掌握了足够多的战略灵活性，这个时候比起稳固自己的地位更重要的是扩展更大的收益并确保后院保持安定与秩序。
 
那么和这件事一结合，那“孝顺”也就很合理了——尽管从直接利益和“强权压制”角度来说，“顺孝”才是获利最大的优先顺位（事实上以前也是这么叫的）。
所以我们也可以做一个假设：说“顺孝”的时候是男性占据绝对优势地位且灵活决策的规模可以带来更高收益的，反之则是激励女性投入很重要的稳定期。
当然也可以有另外一个解释：当社会发展速度很快，老一辈人无法理解下一辈的盈利模式和技术时，由于老一辈人失去了精确控制获利的能力甚至失去了如何判断对方有多少东西可以获得的时候，老一辈人也会倾向于使用保底标准，只是这个保底标准会提高和复杂化并高速变动来不断地试探对方的底线，确保自己的要求没有长期过度偏离对方能给的极限或均衡点（前者是高风险策略，后者是平衡策略）。
 
如果我们把上面结合一下的话，就可以部分假设“坐月子”是“孝道”的一种延伸品，越复杂的坐月子就越是倾向于验证男性方面对于“孝”的出让程度，同时对方的出让程度越高就越说明他能够接受或无法抵抗女方有关力量更多的介入到自己的小家庭中来。
这可以理解为一种战略上的女方对男方要求的包含海外军事基地及相应的治外法权的军事协议。
这通常也包含军事为主要交涉核心的经济与内部事务的内容，当成北约或者华约就可以了（更像华约）。当一方特别弱势时，道义上的攻击保底措施就只是一个使用代价很高的武器，但是这对于强势方来说也无需刻意触犯，这就类似于美日安保条约——当然了，如果弱势方开始试图过度扩张，那么弱势方的道义上的攻击并不能被轻易发起，这就可以加以限制或者破坏。例如说岳父岳母看中男人的钱，那么给点钱对方父母就会教训自己女儿，毕竟他们知道女儿并没有多样化的反击手段（只有几个不像样的“大杀器”，没有强大的常规军队），女儿就只能被迫签下广场协议。
（女儿只是个首相而已，而岳父岳母则是整个权力机关的主体）。
 
当然了，因为有如此多重的保险措施，所以大多数时候这套系统能在变化不太大的情况下稳定运行。
孝的香火也就能延续下去。
只是对于男性来说“顺”是功德箱，而对于女性来说“孝”则是保障编制的工号。
 
 
好了，第一个例子到此结束。我相信大家能看到其中有大量的矛盾转化，然后也能明白为什么女性看起来在这个具体领域里面当前更像是“矛”。
矛盾转化是矛盾论中的一个难点，看人家的著作然后变成教条的“本本主义”当然是很简单的，但是实际运用中很多人却摔的狗吃屎。
这一点在某个群体里特别常见，尤其是网络上的——如果一个人只能举出本本里有的例子，但近期生活的例子举出来却只能用本本里极少数的“诱人”道理和词汇，那这个人就一定是有问题的。
因为一个“本本”说到底也是极为复杂的，如果仅仅只是用其中几段话或者符合几个所谓的“核心思想”，那要么说明他就是在忽悠你或者只是个骂战说客，要么就是他根本无法用本本中的更多道理去涵盖现实生活。
如果不能用本本中的大量道理来相对圆润的解释现实生活中的现象，那么他其实也不是个好说客，充其量只能算是个骂客。
 
在之后，我就会用最简单的说法，最简单的套路来说明《矛盾论》中的内容该如何的应用于实际生活。
这对于已经有所了解的人来说当然是非常容易的，而且不慎正确，所以下面的内容有不当之处和一些词语不太符合学术上的意思，望请各位大佬海涵。
 
顺带一提：上面的内容是不严谨的，而且我的历史知识奇差无比……鄙人记忆力有限，纯粹靠编年史找点发展的感觉规律，看技术类也远比大事件之类的要多得多，我甚至无法背出中国的朝代更替口诀表（我自己都奇怪，当年我是怎么考过的）。
所以上面的例子纯粹是最简单的推导假设（缺省还是很多的，不过主体大致还算完整），中间的历史更迭推导是否属实我不太清楚，除了一些现代例子写的让大家容易识别又不至于跳出框框以外，其他部分是否属实就需要大家自己看了——因此不要在看了以后就把上面的结论对其他人讲，错太多被笑话就丢人了。
我不怕丢人？
我脸皮厚嘛（是真的厚，我下巴和脸颊都有茧了）
 
 
不皮了，下面说正事儿。
关于矛盾论，很多人最无法理解的就是“矛盾转化”，但是偏偏矛盾转化的案例又感觉特别好理解——比如说矛盾论中的例子，如果我们用事后诸葛亮的视角来看，那就很容易理解。
可是自以为理解了，但又不能拿来用。可是看了《矛盾论》以后又觉得诸如《论持久战》之类的就更简单了——但还是打不了持久战，自己一持久就是被蚕食致死或者瞬秒。
  这说明了什么？这说明了其实没看明白，只是因为后来的事件发展已经被知道了，所以任何逻辑只要能够满足后来事件发展就会被认为想明白了。
  但其实我们都知道，这是没有想明白的。
  这也是我为什么反对一部分商学院使用案例教学法的原因，因为过度注重案例教学法最容易出现这种问题——不是不用案例，而是理论认识如果没想通，没成功的独立做出未知条件下预判之前不应该首先用案例，过早使用案例是饮鸩止渴——为啥现在很多面对管理快速学习的MBA越来越没效果啦？就是因为教学是让这些人以为自己明白，但对于后续效果能否落地是不管的，但这么做能让学的人觉得自己学到了不少。
  
  在行动上，我们要先做容易的积累信用和基础经验，保证自己能够活命，然后再去做难的事。
  但是在思想上，我们要先做最困难的思考，积累“相对正确”的方向，一切以预测和实践检验未先导，确保自己不要走太偏。要秉持着能好一点是一点，然后再步步为营的吸取案例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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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下面的“正文”请认真看，一时还不熟练也没关系，在这儿说一个思考题，留给各位朋友们。它是一个视频，请各位找出两位辩论者的问题——不是辩论中的问题，而是辩题本身，要把持着“现实中会怎样”来考虑，而不是只从两位辩手的专业内容角度出发（辩论的目的是要自己赢，但是赢未必代表正确）。
  最好看完了视频再看下文。
  https://www.bilibili.com/video/av51884636?from=search&seid=6661278278925956410
 
  
  矛盾转化，我们经常可以看到一些案例。
  比如说在《论持久战》中就有正义与邪恶的力量变化，正义一定战胜邪恶。此外也经常有正义战争和非正义战争的描述。
  这些内容都经常作为关于矛盾转化中的重点“分清主要和次要矛盾”的案例来讲解。
  但是即便如此，大部分人脱离了本本以外的课题的时候就没办法分清主要和次要矛盾了——因为很多人把主要矛盾和次要矛盾理解成为，大力量的矛盾为主要矛盾，小力量的矛盾为次要矛盾，这是不对的。
  这种大力量为主要矛盾，小力量为次要矛盾的习惯，让很多所谓的“我很崇拜x的”人变成了大笨蛋和本本主义。
  这些人当然不仅国内一大堆，国外更是多得不行，只是他们信的东西不同而已。
  有什么典型特征呢？那就是感觉细节能说一大堆，但是判断基础一直停留在本本出现的那个时代，结果结论经常是匪夷所思的——看起来好像没什么问题，但你总感觉有哪里不对劲，好像有哪里牛头不对马嘴，但是说又不好说出来，自己指出的一些问题吧，好像他也能答的不错，但还是一股子奇怪的挂羊头卖狗肉的感觉。
 
  这个问题是出在哪儿呢？我们可以看看这类人最主要的三个特征。
  1：他们总是这个矛盾发展到下一个矛盾，解决了这个矛盾以后就产生解决下一个矛盾的阻力，然后矛盾一天到晚解决不完。
你让他分析什么时候发生“矛盾转化”他是做不到的，也许他能给你一个答案，但是这个答案一定是一个标准答案，而且他还不能说出大规模矛盾转化之中会发生哪些关键的中间矛盾转化过程，最终的矛盾转化和他给出的矛盾与矛盾转化不能有机衔接在一起。
尤其是你问人家当前的主要矛盾在哪儿的时候，他能涛涛不绝的说出一大堆当前的主要矛盾……但是当你问为什么会有这些矛盾时，他的回答就会非常的刻板，通常是诸如“历史遗留问题”之类的——诚然，历史遗留问题是客观存在的，但是如果你进一步问下去，那对方很快就会出现英雄史观式的观点或者又绕回原话题循环论证（即便他口头上反对）。
最后这些英雄史观会带来什么呢？那就是“掀桌子，砸饭碗”式的观点，但是你让他说怎么掀桌子砸饭碗……他们办法是很多，但是你让他给你个行动计划就完全给不出来了。
注意哦，给出一个不可行的具体计划和给不出一个具体计划是两回事。
就算一个人知识量比较少而且方法其实有很大问题，但他如果能分清主次矛盾，那他就一定能够层层逆推，最终也能找到掀桌子需要的眼前的自己能干涉和利用的矛盾，绝不会是一个非常粗劣的“大饼”。
 
我不是说不要相信那些给你画大饼的人，也不是不要相信那些只给你画大饼的人，但你不可以相信那些说不清楚现在大饼已经做到了什么工序的人，更不要相信那些做大饼第一步都说不出来的人——说不出来和不跟你说的区别是看得出来的，这也是慧眼识人或选择明君的一部分。
 
2：他们总是陷于“这个矛盾是因为某些人或者群体的阻挠，所以阻挠那些人就不能办成事儿”——但是阻挠过程总是很简单粗暴的，而且他也很难考虑那些人的正面作用。
我不是说他们不会说那些人的正面作用，但你可以用三个问题来考考对方。
问：“你说这些人是大坏蛋，是主要的利益群体。那么他们存在的好处是什么？”
对方的回答一般都会涉及到什么“特定条件”“时代性”等等，或者给出一个大的社会分工，没这些人不行。
再问：“为什么在那个时代里这些人有用？在这个时代里他们主要的危害是什么，在这件事情上的好处又是什么？（如果他是根据一个事件来发表评论的话）”
99%的普通回答者就只能给出很教科书式的回答，要么就是一些非常耸人听闻的例子然后讲明变化后的好处，但是他们没办法解释“这些坏事中这些人做了什么具体的好事”。
道理很简单：有坏事说明有事，有事就一定有人获利也可能有人损失，坏事比没事强。
但是如果不能够认识基本面上的主要矛盾和次要矛盾，他就无法在坏事里面说明“坏人”的作用，最后只能用“历史的必然性”来圆场。
“历史的必然”有没有呢？我认为是有的，但是历史的必然性不是拿来这么用的，历史的必然性不能用来解答历史矛盾的演变，它应该是反过来的，是用历史矛盾的演化来解释历史的必然性。
1+1=2是必然的，但看到2就说这是1+1得出的就不对了，因为0+2也等于2。
西方认为中国工业化和现代化不可能成功也是这一错误，他们认为只有1+1才能是2。
 
3：这是一个重灾区，也是绝大多数所谓爱好者或者某些大佬经常犯的。
他们总是把矛盾=敌我矛盾。
虽然口头上说有内部矛盾和敌我矛盾，但是他们考虑内部矛盾的实质很快就演化为了敌我矛盾。
我们都知道，敌我是不断转化的，它也是经常变的，可是这些人的“敌我分类”却总是很一致，内外矛盾的区分也总是常年对同样的区别群体保持一致。
这是因为如果不能区分主要矛盾和次要矛盾，那么敌我区别这样的重要矛盾的判断肯定找不到依据，所以只能够通过本本上留下的东西继续僵化的区分敌友。
这些人眼里什么人都是朋友，但是一句话不称心就是敌人了，或者他无法找到你所说的“他不称心”的地方具体可能会在哪些地方有用，解决哪些你和外界的矛盾，他最多只会说你贪钱/色/权罢了，唯一解决的矛盾只有你自己的资源不足的矛盾。
这些人呢，离远一点比较好——这些人很多都是狂信徒，是一根筋，办事办不妥，各种屁事还很多。
简称：傻逼秀才造反，自己还不扛造，最后活活把自己造疯。
这就不是理智或者判断方式，这和宗教就没区别。
 
 
 
  也许各位会觉得身边甚至包括自己都有类似的毛病，但是不知道怎么对付它。
  我以前也不知道怎么对付，但后来在实操的时候突然知道怎么做了，因为我发觉这些错误本质上都是因为同样的原因，是一种归纳上的失误。
 
  这就好比上面的三个典型错误现象，它本质上其实就是第一个现象的延伸。
 
  “他们总是这个矛盾发展到下一个矛盾，解决了这个矛盾以后就产生解决下一个矛盾的阻力，然后矛盾一天到晚解决不完，最后索性放弃治疗。”
  为什么会这样？
  道理非常的简单——矛盾是一直存在的，所以这种分析会一直持续下去。
  但矛盾本身的环境格局会一直持续吗？当然不会。
 
  这就好比一个问题，兔子和乌龟赛跑，兔子什么时候能追上乌龟。
  
  题目是这样的：如果乌龟和兔子赛跑，乌龟跑10厘米一秒，兔子一秒跑30厘米，兔子能追上乌龟吗？
  乌龟跑了会儿，兔子追到乌龟距离只有原来的一半了，算是缩小了一点差距。
  乌龟又跑了会儿，兔子追到乌龟的距离只有一半的一半了，又缩小了一点差距。
  乌龟还在跑，兔子和乌龟的举例只有一半的一半的一半了……
  无论如何，兔子和乌龟的举例一定有一个一半，这个距离可以无限的多个，虽然它的数字会越来越小，但永远不是零。
  那么，无限多个不是零的数字加起来，那岂不就是无限大，兔子就永远追不上乌龟。
 
  用眼下的矛盾不断一个一个的解决与调和的人就会犯这个错误。
  也许有些人列出的矛盾看上去不是眼下的，但是他的着眼点是眼下的——尽管他们说着矛盾永远动态存在，但是他们还是一样犯这个错误。
  大家也看出来一个问题了：因为兔子追乌龟这事儿没有一个明确的终点，终点就是乌龟，所以乌龟每往前爬一点点终点就变了，这样一来兔子就追不上乌龟。
  当然啦，因为没有明确的终点，所以这只兔子可能要追不知道啥样的乌龟，可能这个乌龟在另一个次元。
  死宅男舔纸片人能真的把动漫人物舔成大活人吗？当然不能啦。
 
  这个道理虽然十分的简单，但是很多人就是会往里面跳。
  因为我们在日常生活里遇到的事情，总是这里做一点那里做一点事情就结束了，事情结束了就可以做下一个事情，面对下一个“矛盾”了。
  这种5=1+1+1+1+1的思路是很符合生活直觉的，因为生活中绝大多数的具体事件都是有一个明确的最终终点的，就算终点自己还不知道，那么事情本身也会在+1的过程中发生巨大变化，最后这个人自然而然就容易意识到“环境正在慢慢其变化”。
  但是这种认知方式本身就是“后知后觉”的，就算是预测也是经验主义的。
  经验主义理论上能够解决一切问题，但事情变化越是基本，经验模式就需要更多的资料，考虑永久的预测问题就要求无限的储存空间和运算能力。
  很显然人类是没有无限的存储空间和运算能力的，也没有无限的表达和思考速度，所以这种模式用在新问题层出不穷的事情上是注定无解的。
  这种无解不是指谈不出什么事儿，而是对于需要用永恒规律参与的预测性问题，只要终点难以明确就会发生这种龟兔赛跑的问题。
  
  理论上只要一个人想的足够快足够全，模拟的足够牛逼，理论上来说的确可以直接从1+1+1……每次+1以后就跑一遍全社会动态模拟来解决问题，但这样做的算力负担很显然不是人类能够承受的起的，甚至可能是全人类变成星灵把大脑通过卡拉连接在一起都做不到，因为那样会使得整体情况更加复杂——那就不是兔子追乌龟，是乌龟追兔子。
  因此这样的穷尽算法在理论上虽然可行，但它依然只能作为“后视镜”使用——这就有点类似于很多人点评历史是一样的，经常狂开马后炮。
  规律：如果一人讲历史中的人物并且说自己会怎么做，如果他不犯和历史人物中不少相同的错误，那么他十有八九就是不明白当时的情况或者纯粹瞎鸡巴搞。
  这种历史分析就和龙傲天穿越剧没什么区别了——欸对了，自从穿越剧多起来以后，这种扯淡历史龙傲天减少了，看来是被抢了饭碗？或者产业升级写小说去了（正式扯淡）？
  
啥？你说人家的题目是“如果我是武大郎？”
  操，人家武大郎一个卖烧饼的侏儒能给这么个老婆伺候这么久，而且老婆平时照顾的还挺好（这才是关键，人家被迫嫁进去未必要出力，武大郎其实也没办法怎么着她），这难道不牛逼吗？人家对付不过西门庆是发展的必然，没有西门庆也有别人，没了晾衣杆子摔下去也可能会有花盆椰子原子弹什么的，这玩意儿什么时候发生是随机事件，无法遏制。
  反正要是我是武大郎，以我的智商第二天就会被潘金莲一刀下去鸡蛋双亡，都撑不到她砸西门庆的时候。
  
你看看哇，武大郎厉害啊，要是小时候能有钱读书就好啦。
  
  

 
人小鸡儿大，贵在有文化——果然文化才是制胜与保命的法宝。
 
 
 
  那么这条路行不通的话还有什么办法呢？
  当然有无数人想了无数个办法，我知道大家肯定也看了不少方法。
  我以前也看过，大多数主要办法是想办法把主要矛盾和次要矛盾先给定性了，然后在主要矛盾上看看大概什么情况下矛盾会转化。
  这也是主要的办法，但是是用这个办法的运算条件和信息搜集条件还是异常的苛刻，而且预测时间一长就特别的不准。
  这个问题出在哪儿大家应该也是明白的：因为定性真玩意儿就不好做，本身事件动态性就很强，你搞一个定性具体标准特别的麻烦。
  你要降低算力要求，那么这个标准就得细，但是模型范围就缩小了；你要想算的差不多，那这个标准就得宽一些，但是算力就会几何级暴增，而且信息需求量更是没谱。
  所以定性这事儿只是在短期内已经有明确各方信息的时候才好做，能节约算力，本质上提高是“唯手熟尔”的事。
  但是这很显然不能做到理想中的准确战略判断，别说长期战略判断了，就连10年大致的规划判断都不一定搞的起。
 
  这里我有个自己常用的办法，听起来极其的扯淡，但的确比较有效而且学的很快。
 
  方法是什么呢？
  1：你找到一个矛盾，你别找这个矛盾里面的主次矛盾，你先把矛盾双方现有的信息记下来。
  2：找这个矛盾有关的更高一层矛盾，比如说抗日的时候人家想矛盾不是兵力对比和技术什么的，而是直接从国家基本状态和管理方式上下手。
  但即便是到了包含现有矛盾更高一层的矛盾，你还是不用找主次矛盾，也就是不用分析什么“对方是正义或者非正义的”什么“对方组织度虽然高但内部有冲突”等。
  虽然人家在文章里写到了，但人家的思考过程未必要这样——或者说你用同样的思考过程怕是想不出来。
  所以要想点别的办法。
  3：直接和矛盾有关的更高一层矛盾找到了，再找找矛盾双方获取利益的方式。
  但是，还是不要找这其中各种内部矛盾。
  4：可以找矛盾了，在2和3里面看哪个矛盾是最大的——注意哦，这里的最大不是最严重最迫切，而是指“话题最大，影响最长期”（比如说“没钱”就分为短期的和长期的）。
  比如说经济话题的大小和社会学差不多，社会学和心理学差不多，心理学和人类学也差不多，但是诸如军事有关方面的就都比这些要小。
  得益于现代各种学科以及从属学科分类越来越完善，很多时候我们只需要通过现有的学科分类就能找到哪些“话题更大”了。
  什么是话题最大呢？由于矛盾论更多的适用于人类社会的基础层面，所以一般来说最大的实用化的矛盾点就是人与人以及人与社会之间的内容。
  这些内容未必要是当前尖端的，各种知识粗略了解一下就已经很有作用了，甚至靠日常生活实践经验也可以做到——矛盾是有人干预的成份在的，不能忽略这一点。而既然有人干预的成份在，那么即便不能考虑很大范围的事情，但是既有生活经验也一定足以找出当前最近面对的矛盾以及这些矛盾有什么有利条件和不利条件。
  同时只要思考的不要太肤浅，那么实际上这些各种各样的理论和各色管理者，实际上是大概率的会把整个人类环境往一些既定的阶段上带领的。
  简单的来说，就是能够清楚的知道下一个环境你该做什么——不同的矛盾等级有不同的主次矛盾的高低，这里就能明白下一个环境时的主要矛盾是什么了。
  但是，这还是后话，我们先确定的是哪个矛盾的话题更大。
  5：在第4个的层面上把矛盾双方或多方放在一起分析，看看大致的优劣，但也用不着非常仔细——这主要是确定几个最为明确的点，后面考虑方便点。
  
  扯淡的部分来了。
6：当几个点大概明确的时候，就要看矛盾的优劣了。
平常大多数人都会把刚才在第4点里说的“话题最大”的那个当作主要矛盾，子话题容易被当作次要矛盾。
这当然是不行的，尽管很多人都说这个是对的（或者类似的意思）。
真正要做的，其实是干脆把这几个最大的话题拉出来，人这辈子对于这种大型话题的认知只能是十分有限的，所以拉出来也不难。
如果它们所属组织或者个体冲突的非常之激烈，那么也可以设定为一方彻底输一方彻底赢。
当然，如果你直接开始推导演进的话就会变成龟兔赛跑。
  一个看似很暴力很扯淡的方法是：随机设定一个输赢时限。
  
  虽然我们都知道在现实世界中“啥时候输啥时候赢”是最难确定的，但是在这里我们不用确定。
  我这里当然不是说扯到什么矛盾是永恒的巴拉巴拉巴拉。
  
  很实际的几点/1：我们通常判断的是人类社会。2：人类社会受到人类干预。3：所需要达成哪怕一个很大的略微可控的长期计划，其需要的时间也通常只有50年，再到后来只能算作是合理的畅想，连大致当时的方向和转变都很难估计——所以以前有些公司喊什么百年战略的叫法是神经病，官方的才是对的，叫百年大计（属于大方针类型的，确定组织核心，长期的大计基本属于“共同理想”）。
 
接下来的就是重点难点了。
 
因为你计算的东西横竖也只能在50年以内，而且这还是疯狂级的，一般情况下10年就完全够用。
那你干脆每年都设立一个输赢点，一共10个，从1年全灭到10年全灭都搞一遍。
如果只需要计算主要的两方对立你死我活，那么你一共也不需要想太多个答案——关于全灭与否之类的程度问题，你想着想着其实也就自然明白大概只能到什么程度了。
  
  此时你只需要通过你知道的最大的方面，找出其中现有双方最强和最弱的点，然后假定他们会掐着这些点直接一步步开掐。
  这些强弱点不用太严谨，只要不非常地摊就行——哪怕应用的是两种极为对立的核心观点也可以，因为最终推导做下来其实结果不会发生极大的不同（很多时候结果有巨大差异不是因为推演结果差异太大，而是其中一方不得不这么做，比如说日本当年和美国的太平洋战争，日本还是清楚他们的赢面较小的，尽管他们喊着必胜）。
现在即便哪怕是意识形态对立，他们在实践中的运行逻辑却更加相似，至少在目前最高管理机关是政府的情况下，政府的目的总是相对接近的。同理，其他组织也是类似的。
 
  之后便是用你所有能想到的办法，在限定时间内让其中一方尽可能的战败，而另一方获得最大利益。
  当然在组织很大，而且力量相差不是极其悬殊的情况下，事实上你很难在短期内找到让其中一方彻底战败的方法。
  也许你会觉得用一些极端方法可以做到，但那样你时常会发觉这反而给了敌方另一些反制机会——因为“矛”的一方一旦发动攻击，它很多其他事情也就不能做了，它的内部运行会服从于一些个具体的攻击计划，这反而使它的战略选择空间大大缩小了。
  因此一次准备不得当的攻击，它反而是“盾”的一方获胜的良机。
  这当然也不仅仅是在对抗中，在建设行为中也是一样，你投入很大一笔钱后资金链紧张，这种紧张本身也是一种“盾”。
 
  这里有个技巧：第一次算的时候干脆就让其中一方设定为完全“静止”，就好像你玩游戏时打一个兵挺多但智商极低的简单级电脑一样，攻击的一方单纯的就是直接磨掉对方的兵然后占点就行。
  当然这是极为不切实际的，在这种情况下即便是现实中最强大的硬实力也经不起脑残的折腾（脑残是战斗力最大的敌人）。
  不过这并不是毫无意义的，在这个过程中可以建立某种基准——大部分人想来想去不知道想什么玩意儿就是因为不设立一个基准。
大部分试图在一开始就直接考虑“现实”问题并掺和一大堆信息，这种做法通常是徒劳的，得出的结论大多数是“好像看起来有点道理，而且结果本身在直觉上也觉得是比较有可能的”。
  可是这些“看起来有点道理，直觉上感觉也比较可能”的推断往往和后续事态的发展相去甚远——大部分时候判断的错误率甚至远高于抛硬币（尽管有些事情并不是只有“是与否”的）。
  
  为什么会出现这种问题？
  非常简单：如果试图一开始就加入各种“现实”元素，那么各种先入为主的观点，自己的期望，大量莫名其妙的日常听说过的规律都会一股脑儿加进去，而且大部分人也没办法把这些东西抽离掉。
  这样的坏处就是结论本身会变成一种生活中某些常识或者习惯的累积，本质上来说等于是一个印象式的结论，中间的过程虽然也可能有某种推导过程但没有很大实际意义——在知识足够丰富的情况下也可能在论战中取胜，但现实世界并不是论战。
  
  这样的人都走向了以下两种状态。
  1：基本上不会改变结论，只有有了自身新的利益诉求以后才会改变结论，整个结论基本上处于一种信仰状态。相信大家对这些人见的都很多了。
  这种现象可以简称为：屁股优先——这一方面是结论主要看自己的屁股喜欢坐哪边，另一方面是屁股代替脑袋。
  这些人拿到好处和没拿到好处的时候，对于一件事发展的判断是截然不同的——有的时候看上去像是双标，但其实这比双标可严重多了（这是想不双标都做不到）。
  2：见风就是雨——尤其是面对自身上层组织事件的时候就一定是这样，无论他感觉是优势还是劣势都是一样。同时，他们在找攻击别人或者防御别人的计划时，找到一个攻击点或者被攻击点都会高兴或者担忧的不行。
  但是一旦当他们找到了其中一个点以后，他们就会突然变得很难找到另外一个点（这里面有第一条因素在内）
  各种常说飞升和药丸的人员几乎都在此列——别人突然做了个什么动作，然后根据自身屁股的不同，直接这个动作就进行一系列“管中窥豹”，最后得出的结论是自己要灭了或者我们可以灭别人。
  这种人总是咋咋呼呼的，不会有什么出息（除非是做传媒为生，职业就是说学逗唱，但人家自己知道自己在忽悠人）。
 
  由于人类的直觉不可能完全避免，所以要想尽可能减少直觉和“屁股”对自身造成的影响就必须设立一个反直觉的极端环境。
  这也就是第一次推演用对方完全静止挨打作为持续状态的主要目的。
 
  顺带一提：这个挨打或者打人的对象未必是要某个具体的东西或组织，身边的小环境也是可以的。
  静止和动是相对的，不设定一个相对静止参考系就不方便知道事物的动态发展。
 
  当然这么做还有另一个也很重要的目的，那就是你可以确保自己的思考时间线整体上都是“一步步向后发展”的，走的是第一年怎么样，然后第二年怎么样，之后第三年，是前一个策略发展到后一个策略，前一个环境走到下一个环境。
  看上去这件事是非常简单的，很多人都觉得自己考虑问题当然是先考虑前面发生什么然后后面因为前面的事儿而发生了什么。
  但是这是完全不对的，大部分人考虑问题根本不是这样的。
  大部分人是：第二年我估计会怎么样，所以第一年会做什么；第三年我估计会怎么样，所以第二年会做什么……尽管他本人未必意识到了。
  这就很像日常生活中的某些习惯，这些小事情都是几乎可以“必然达到”的，所以其实大部分事件根本就没有从前到后，是被切成一段段来寻找做每段事的动机的——这在个体行为上没有什么问题，也是有效的。
  可是很显然，在客观世界里这种分段和必然达到的特性是不存在的，假设阶段性结论和假设全体结论本质上没有太大区别。
  
  如果在这些最基本的层面上就已经跑偏，那么考虑后的结果往往都是十万八千里的。
  如果在基本层面上没有跑偏，即便是没有专业或者准专业化的能力，那通常也只会有两个结果，第一种结果是总体结果基本正确只是精度较低；第二种结果就是结果虽然偏差但推导出了大致的发展框架，并且“头几回和”的涉及自身决策时并非没有正面效果。
  
前一种叫“上靶”，打的不准但打中了；后一种叫“火箭发射部分成功（发射上升段没问题，就是轨道太偏）”。
  
  基本思路没有特别大的全局问题，那么就可以上靶。
考虑问题的时候尽量撇除主观因素且立足于实际，就对当前策略的制定有指导意义。
 
  如果基本思路有特别大的全局问题，即便是看起来上靶了也无法推断出有实际意义的当前策略，如果只是当前策略差不多正确了，后续也很难纠偏。
  
  当然，这种做法看起来会不会像是“下大棋”呢？
  对啊，不像就不对了——但是有些人是在下棋或者是RTS（即时战略）游戏，但有些人却是在复制棋谱或者试图复制攻略，这两者是不一样的。
  一些小资群体是特别看不起下大棋的人的。这一方面是因为他们长期处于一种假定稳定的固化环境，另一方面是他们并不太考虑基本面的事情，所以也就分不清哪些是扯淡哪些是下大棋。
  说句大实话：回头看看20年前那些从基本盘分析然后下大棋的人，其方向甚至大致变化点正确率相当的高（用网络时光机或者直接在老牌论坛往前翻就能找到了）
  这就是所谓的：眼光代差。
  眼光差一代，落后一代的人可以看得懂先进一代的人，但是落后两三代就看不懂了。
  当然，大多数时候问题不是因为落后，而是根本没有玩同一类游戏。
 
  棋谱叠棋谱和攻略堆攻略是没办法看到真正局面的，主要矛盾要想得到就必须用比当前考虑的这个主题更高一层的内容（就好像前文说的学科层级一样）。
  此时在针对当前需要得出结果的问题时，这个更高一层的东西本身就不属于棋谱或者棋盘了而是下棋的大致规则。
  如果没有这种规则或规律的话会怎么样呢？我们就可以用历史虚无主义者举例子——这些人一般认为整个大局是没有规则规律的，但是对极小事情置于大环境中的“下一步”绝对会怎么发展却总是很肯定，而且还可以推个n年，这就不得不说是非常爆笑了。
  （当然正经的历史虚无主义的门槛可高了，绝大多数的人是没有虚无的命只有虚无的病。）
  
  好，我们开始下一步。
  推算第一步还是很快的，但如果推算的结果只想到少数几步可以走就肯定有问题。
  原因很简单：即便对抗和博弈仅以1年为胜负终点，当前可以下的“棋”对未来最终结果造成不可挽回的后果的可能性都是极低的——关键决策大多数都是前期决策的综合，所以本质上来看“重大决策”大体是前期决策的结果或习惯方式的累积。
  所以第一步能走的方面就算不是最宽的也常常是相对宽的，除非是极少数危在旦夕的情况下。
不过么，“危在旦夕”这种情况多数是自己吓自己，准确判断自己处于绝对危险边缘的技术可比慢慢盘算活路要难多了——虽然有些本能反应能让你对有些危险反应速度超快，但想一想那是多少年演化使劲调动身体的各个器官甚至不惜以长期健康和免疫系统损害作为代价来实现的，而且还是容易出一堆错（同时这些行为往往还是有特别针对性的短期个体事件）。
因此，淡定很重要，人这种东西没这么容易死。
 
我们其实可以简单的把第一次想的“第一步怎么走”的上层考虑的所有东西都列为主要矛盾的其中一部分——因为这一步肯定是目前能想到的最大和最根本最长远，大概率也是最急迫事情的一部分。
但是，这一步过后就不一定是这样了，新的主次矛盾会产生，不能再完全用事情的知识体系中的高低（也就是大小）来区分了。
 
当然这不意味着每走一步都会出现一个新的主要矛盾，这是不可能的，而且事实上最后主要矛盾基本上都可以总结为极少数几个甚至只有一个——但是不走完无数遍“全程推演”就不可能找到主要矛盾。
你刚开始考虑的那个最高层级的矛盾是一个“无限时”的矛盾，它是思考和发展的方向（常常和学科有关），但它是一条“射线”，而你在面对具体事件并需要某些结果时，事件本身是一条“线段”，这就是你随机设立一个“结局时间点”的意义。
 
你必须跑完n次线段的全程才能得知整个你考虑的事件所需要的主要矛盾（暂时的与当前的）。
 
  这种推算过程可以持续很多步，但很容易落入龟兔赛跑当中去。
  这里还有重要的一点是：跑几步就复盘一次。
 
  复盘是为了记录特定的极为关键的进展或者限制。
  通常情况下，考虑好限制或者意识到限制的改变本身就代表着事件有了特殊的进展。
 
  这些极为关键的进展或者限制一定与你最初设定好的那些初始高级矛盾有关，但如果你在思考的是与“人”有关的问题，无论是考虑你自己与别人还是别人与别人，以下这四个在推算中出现了重大变化都属于某一关键时刻。
  1：人力资源——占有量和增长率是主要考虑对象。
  占有量不用讲，如果一方的人力资源量下降至0，那么他肯定就输了。
  如果是对抗状态，那人力资源增长速度如果发生持平或者反超，那就说明局势发生了变化。
  至于人力质量暂时可以不用考虑（核心人物除外）。
  通常情况下只要你的上层高级矛盾的涵盖面不特别窄，那么常见的学科都有与人力资源增长或衰退有相关的方面。
  这一方面虽然可能仍然略显单一而且不全面，但如果能够想明白其中的优势部分，则未来依然很可能能够在这一方面的运用中取得优势，有时还会有清晰的路线图。
  
2：信息获取——无论是市场调查还是情报卫星，他们都属于市场扩展的一部分。这很大程度上也会影响第一条，但考虑的时候最好分开考虑。
  别一开始就试图“考虑全面”，这是弊大于利的，因为在这个过程中人类就是会故意忽略许多自己不想知道的事情。
  如果你在推算过程中，突然发现某个信息点极具扩大（这可能会有很多原因，小到个人可以接触到某个特定人物，大到某国新建了一个巨型预警雷达），那就必须记录下来。
  
3：市场发展——本质来说，就是让别人愿意与你交易，当然方法不限。如果是个人，那就是让你的某些东西被更多人更高程度的认可；如果是公司，那就是产品或服务；如果是军事行为就是把别人的地和人都给占了，或者在占领以前就可以获得一些利益。
  市场发展和人力资源高度相关，但刚开始先不要想这些，主要考虑“产品（包括武力）”和“渠道（火力与给养投送）”方面。
  在刚开始想头几步“棋”时是不一定触及到公众意义上的市场发展的。
  例如说：你在思考要第一次搞个公司干一把，那么你早期推演的市场发展本身是你把你自己和资金提供方交易，也就是你的产品是你自己——之后你可以用你之前的初始矛盾中的知识来看一看自己在这一领域的涵盖面下是否有一些优势（不一定绝对要比别人强，你只要找出符合自己的就行）
  当市场发展“每上升一个量级”的时候，都要记录——就好像你之前的“市场发展”是你成功要到了钱，后来你就要面对更多的人，这意味着规模增加了一个量级。
  
  4：财政/物资——这个就不用多讲了，每一步都需要考虑。
  不过推算的越仔细，那就越不需要注意一些通常的标准。
  例如说你在刚开始开公司的时候，一开始就没太大必要关心速动比率怎么才算健康这种事儿。
  因为这些本质上来说是一种统计上相对安全的点，即便不同类型的公司之间差异都很大，而在你还没成为一个“类别”的新进者时，这些数据就都不管用（注意我不是说不关注数据）。
  理论上来说，只要推算的足够仔细，那么什么良好数据之类的都不需要，只需要考虑这一步能不能做到。
  当然现实中没有这么强大的算力，但推算的相对更加仔细也不是不可以。
  而且还有一些有利方面。
  第一个有利方面：那些更大更复杂的数据会有人帮你进行判断，至少大趋势是有的。
  第二个有利方面：你作为刚刚开始进入的人，能切实考虑的东西总量相对是有限的——这当然不能让你“迅速发家致富”，但做得好就能更大概率的比身边人强很多（而别人会为这种强一点点而付出比“应该付出”部分相比多得多的回报）
  
  
  这四个东西都很重要，但这四个东西应该分为两个部分。
  
  人力与信息应该划为一类。
  财政和市场应该划为一类。
  （这和教科书上的经验有差异）
  
  当你发现某一个判断点上人力与信息同时发生较大规模变动时，你可以更多的将其视为“个人或群体的主观与能力因素”。
  换句话说就是能更好的发扬主观能动性，此时它已经发生了质的变化。
 
  财政和市场同时发生大规模变动时，你可以更多的将其视为“环境”——注意这里说的“环境”不光是指“外部环境”，而是解决思路可以用“克服环境压力”角度出发。
  
  当这两者其中一类同时发生变化时，那就是一个重要的阶段的结束以及下一个阶段的开始（通常情况下，让第一类略微领先第二类才是最好的——如果能保证第一类总是能够领先，那么这就是一个稳态优势系统。）。
 
  在这个承上启下的部分有三个重大意义。
 
  1：你在此时并在此类及其相关事件上需要慎重决策或集中力量，这可以干到某些重大的事情。
  这件事能做到什么程度，由没有发生变化的另一类事情所决定——步子迈的有多大。
 
  2：如果第二类事件在全体或一个包含你的大局部普遍升高，那么他们也会寻求第一类资源。
  换句话说：“增长的限制”产生介入空间——注意，这和物以稀为贵是两回事。物以稀为贵讲的是价值，而增长的限制带来的是价格高位浮动（尤其是人力）。
  较高的人力价格浮动会给一部分人带来长远的好处，而另一些脑子不清醒的人在周期过去后会很难受。
 
  3：在承上启下的关键点上，你可以用这一时间点达到以前“下棋”步数进行复盘，从而有“反思”的能力。
  这一能力非常重要，大多数人复盘或者说“反思”仅仅是懊悔而已，他们并不知道自己大概错在哪儿，更别说在下一次同类事件中如何避免同样的错误。
  
  懊悔是一种情绪，它虽然是一种天然的反思，但那种反思针对的只是石器时代的事件罢了——哎呀，刚才下手太用力，石头箭头被打碎了，我好伤心。
  在现代社会中，懊悔带来的反思效果是很少的，反倒还经常因为把人困在某些已经既成的事实上而不能自拔，不能真正考虑问题。
  
这里有一个现象很有趣：虽然大多数人在大多数时候在这一点上都有很大问题，但是其中有一部分人实际上是很接近能做到的。
  这一部分人在一个和现实决策和预判更类似，但是心情不同的地方能做到，那就是玩游戏。
  实际上在一部分游戏中，真的要能击败对手或找到游戏中自身的错误，本质上和这个第三个反思没有什么区别，只是这一部分人在游戏中可以做到但是在现实中不能。
  我想这很大原因在于现实生活中会有很多的额外刺激，这使得一个人被这些事件从本能上就分了心。
  我们在考虑问题的时候，很大一部分力量就是在克服本能影响，那些客观理性的复杂工具也很大程度上也兼顾了这一目的——但是很可惜，许许多多人用一个更复杂的工具去试图掩盖或者解释自己的本能带来的问题。
 
  也许各位会觉得奇怪：我用的“基础”理论以及分析过程可能有极大的差异，侧重点不一样，那怎么可以确定我用的那个高级基础理论是正确的呢？
  原因也很简单。
  1：基础理论这东西一般都是公开的，没有保密必要和能力，所以一般来说还是比较可靠的。而且一般来说时间比较长的基础理论也有较多的实践修正，进一步增加可靠性。
  2：基础理论，特别是社会和群体有关的理论进步在理论之间常常是互相关联且相辅相成的，所以它们常常在分析过程中会有殊途同归的情况。
  3：社会管理与预测人员也常常使用这样的工具，或者是为这些工具服务的，因此整个环境更有可能有意识的向预测方向偏移。
  4：即便判断出现了偏差，修正过程往往也会具有和原有理论相关的特征，因此修正过程在很大程度上是可以判断的。
  5：即便判断完全偏差，但由于考虑要素与一些方式可能与更高眼光者部分趋同，这样就有机会跨越眼光代差（至少能部分理解其行为）。
  
  上面的那些思考方式，本身就是为了这5个目的的同时避免上面说到的各色人等的普遍问题。
  例如说第五个完全偏差时的考虑趋同，如果不按照上面的方式想的话就很容易“见风就是雨”。
  但如果按照上面的方式来考虑，那么至少不是“见风就是雨”，倒有可能是“小雨看成大雨”或“雨很大原来是好事，自己只想到了被淋湿，但别人想的是庄稼被浇水，利大于弊”。
  
举个例子
“哼，老板说这要提高员工福利，结果保底工资都给降了，耍个逼啊，这是开倒车。”（见风就是雨）。
“嗯，老板一边说提高员工福利，一边保底工资降低了，这说明只有一部分人福利提高了，而这部分人老板觉得更加重要。”
 
这个例子很简单——但是我们可以见到在生活中，很多人在相似的问题上完全不会这么想。
这个例子之所以简单，不是因为它背后的东西真的很简单，这仅仅是因为用了日常化的表述方式，以及这种说法本来就很常见的缘故。
可是，如果不用日常化表达或者这件事本身就“栽到自己头上”的时候，大部分人脑子就不清醒了。
 
我可以很肯定的说：只要和这种事情略微沾边的基础学科，哪怕是哲学都行，只要脑子清醒的想几轮，就能得出近似第二句话的结论。
 
大家要意识到，这种得出结论的方式和专业知识学习得出相同的结论是很不一样的。
  很多人获取了一定量的专业知识以后，其实面对问题的解决方案基本上只是条件反射而已。
  当然了，高质量的专业知识教育本身就会让人有这一能力，但是这种质量的教育是极度稀缺资源，它也很少在教室里面传授。
  我举个例子。
  给小孩子选培优老师，要想把本来已经不错的成绩再拔高一点，这个时候在主要科目里，哪个科目的老师最贵？
  家里有小孩的朋友一定明白，是语文老师最贵，有的时候还要贵好几倍——很有意思的是，普通的语文老师并不比其他科目的老师贵，甚至常常业务总量还不如其他科目的老师。
  这就是因为语文本身的思维传达和培养是最为复杂且困难的。
  当然了，其他科目的思维培养也是无止尽的，但考卷本身的难度决定了语文满分离优质思维高级门槛的距离更近，而英语和数学相对来说要求就低很多了。
  同样的分数，不同样的难度。
  
  可以这么说，通过获取一定量知识进行条件反射，它的难度就相当于数学从100分提高到115分；但是通过思维方式或者习惯来解决问题，难度就相当于语文从100分提高到115分。
  我们都知道数学从100分提高到115分是很容易的，但语文100分提高到115分就难很多了。
  而在115分以后，语文提高一分的难度比其他学科明显太多——但是对于那些可以获取到优质教育资源的人来说，难度并不是很大。
  可是这些优质教育资源有多少呢？
  普通地级市的话，所有有这样能力的老师加起来能服务的学生不会超过150个，县城的话可能只有10个（以一本线为标准）
  
题外话：中国考试制度的公平性最大的保证并不光是按分数录取，同时也有考试难度的保证。因为考试难度过低的话，那这样通过绝对资源优势获取绝对优势的人数就不会是150个而可能是1500个甚至更多。
其实我们的高考出题难度本身就是一种极为有效的调控措施，当我们的社会的下一个五年计划需要新增一些中等工作人员时，我们的高考出题难度平均来看就会降低。我们需要高级人才的时候，高考题目难度会有所增加（道理也很简单，中等人员不需要太多的核心家庭关系支援，同时工作内容相对来说程式化而且流动性可以较强；高等人员无论对素质还是对稳定性和背景实力的发挥与考核的要求都更高。历史中的科举也有此倾向。）。
  当然，从我们目前的科技发展来看，我们既需要更多的中层技术工作人员但同时也需要更多的高等人员……因此我国的“职业教育”“普通大学”“牛掰大学”的建立思想……
  这样一来，我想各位很多对于目前的教改某些内容的“不满意”的方面也能理解了。
  
  
  能够直接通过基本理论简单但连环的推导问题并且加上现实条件制约来进行推理本身并不代表结论一定正确，但是在推理中得出的一些结论通常具有实践指导意义——并且这种指导是理论可以联系实际的，在不断实践中是可以纠偏的。
 
  由于一个基本理论通常涵盖的范围可以比较广，所以在这一理论的涵盖范围内，思维越来越贴近现实世界或者说“有效”就几乎是必然的结果（虽然有快有慢）。
  
 
 
  下面我就来说一下对于之前“思考视频”的观点（都看过了吗？）。
  
  视频中，两人对于各自支持的节肢动物和软体动物的观点都很专业，当然也比我专业许多。
  不过我们从另一个主题出发，直接从主题“谁是下一个取代人类的地球霸主”的角度出发。
 
  当然了，如果仅仅从这一角度考虑，那么另一种脊椎动物成为下一代“取代人类”霸主的可能性是最大的，所以我们这里还是排除脊椎动物并且仅从节肢动物和软体动物两者选择其中一个。
  首先我们要考虑“取代人类”就不能单单只是在生态系统中占据很高比重，就算没有目前我们大部分熟知的人类或智慧内容，但要想“取代人类”本身肯定也包含以下几个东西。
 
  1：既然是取代人类，那么人类是站在食物链顶端的物种。
  2：站在食物链顶端其实并不罕见，所以也不能叫做取代人类。人类的独特性众说纷纭，很多也可能仅仅是因为人类高傲——但即便我们排除绝对化的参考标准，成为人类也肯定有一个“程度”的问题。
  是否使用工具并不一定能作为人类的参考标准——黑猩猩的确只会使用但不会制造工具，但就算有一天它们能够打造简单石器了，我们就会把它们当作人类或者智慧生命吗？我觉得是不太可能的。
  从历史角度来看，人类虽然常常把另一群人类当作敌人并妖魔化对方，但人类能很清楚的把那些敌性生物很特殊化的看待——即便是欧美殖民者也是一样，他们虽然把这些人当作“禽兽”看待，但是针对他们的作战方法和后续处理却明显表现出他们和一般动物的不同之处。
  虽然外貌上的类似会有很大的作用，但能够沟通和组织性反击本身就很重要——我们也常常把有一定程度类似能力的动物拟人化，比如说狼。
  3：光靠感性上的内容肯定还不够，因为哪怕狼成为了新世界里食物链的顶端，并且甚至学会了制造工具，我们也未必会把它们当作是取代人类的霸主。
  但是，如果狼可以有目的的，较大规模的改造自己的生存环境……
  大家可以想一下，如果狼可以点一把火烧掉一堆草原，然后一起把树种子往过了火的草原上面埋，创造出一大片更适合它们生活的次生林类似的环境呢？
  很显然，如果到了这一程度，那么以我们的视角来说，狼肯定算作是取代人类的霸主。
  
  人类对于一个物种是否足够的“人”可以有很多感性标准，但即便一个生物怎么看都不像人，但是如果它能够有目的的极大量改变自己的生活环境甚至改变生态本身，那么它还是会被当作是一个人。
  有目的、大量改变生活环境、大量改变生态本身都是不可缺少的。
 
  这里最值得商榷的是“怎么才算有目的”——最宽泛的说，应该是一种通过运算来预测事态发展并加以干预，利用这种发展来获取自身所需。这意味着一个生物或者一个社群不能只有专用的反应系统，它必须要有一种通用化思维能力。
  通用化思维能力的代价很大，但它却能让我们解决那些非常复杂且较少重复出现的问题——它需要消耗很大的能量，反应速度也不如专业化反应来的快，就好像你在手机里下载一个软件的速度也不如你被蛇咬到屁股跳起来的速度，可是这种能力却让一个物种所能利用的环境条件大大增加。
  
 
  当然了，如果就连这些基本条件都很难满足，那么最接近满足更多条件的一方，将会更像是取代人类的霸主。
  
  如果光是从主观上看，聪明的乌贼和能造房子的白蚁比起来，我们还是更愿意认为“乌贼比较聪明”——这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乌贼是一个个体，它的“聪明”方法比较容易能够理解。
  或者说，乌贼能让我们感觉到它是能“应变”的。
  尽管白蚁也有一定的应变能力，但它并非是一个个体，而且它作为一个整体时，其应变能力也并不是很强——尽管也有复杂的应变系统，但它通常是较为固化的。
  如果应变系统没有通用性而全是专用性的东西，如果它的进步适应速度不能够超过自然进化速度，那么它的能力几乎可以肯定是相对有限的。
  当然了，非个体不一定做不到通用化能力，所以节肢动物还是有可能可以做到的，并不一定会像视频中软体动物方说的那样只可能执行最简单的固化任务。
  
  我的意思是什么呢？
  人类消失后谁会是霸主，很大程度上要考虑人类是怎么消失的，以及消失后的环境变化。
 
  很显然，在现在的海洋里，软体动物和节肢动物对比，软体动物的条件明显优于节肢动物，而且软体动物需要适应多环境多变量的海洋环境的需求比节肢动物大得多。
  所以从进化角度来看，产生通用化的智能的收益对于软体动物而言需求比节肢动物要大得多，这和他们的捕食与躲避天敌的既定策略有很大关系。
  但是在陆地上，软体动物相对于节肢动物就处于绝对劣势的状态，无论是数量还是可适应的环境，软体动物明显比节肢动物要弱许多。
 
  进化本身是相对随机的过程，而像人类一样的霸主位置只有一个，所以虽然有很多其他的限制和先天条件，但是谁能早一步行动并且具有更大的试验和进化平台却是一个固有优势。
  所以如果人类消失是因为某些灾变，或者人类消失后一定时期内发生了大灾变，那么这种灾变类型的影响会很大。
  比如说陨石撞击地球和超级火山爆发。
  这两者都会造成巨大的陆地和海洋状态改变，但是前者对于陆地生态圈的影响通常比海洋大得多，而超级火山爆发对海洋的影响可能就会特别大（比如说整个海洋的成份改变等）。
  如果节肢动物和软体动物的其中一方，在人类消失灾变或者之后的灾变中，进化平台被大规模消灭，那么被大规模消灭的一方的整个分类的效率就会大幅度降低。
  
  这是出发点上的变量，但这可能不是最重要的。
  
  这种对于初始变量的影响，带来的最大变数更可能是一个“时间差”的影响。
 
  我们都知道，如果当一个物种在当前环境里生活的非常好而且也有拓展空间，那么它们取得优势的一批常常会在原有的基础上体型越长越大。
  越长越大以后，生物通常会伴随着对环境有越来越高的要求（对针对性环境适应性更强），同时他们常常也相对之前会更加长寿一些。
  这是很有效的策略，因为就算一些身体的细节上并不是很好以及抗环境波动能力更差了，但长大的体型常常可以在总体上掩盖身体细节上的劣势，同时对于当前的环境来说它适应的往往会更好（也包括和同类竞争的优势）。
  长的大，通常意味着在几个互相协同的能力最具有优势的方面，具有了一定的规模经济特性。
  这样看来，长的变大有变大的坏处，因为越大就意味着对大环境的稳定性要求更高一些；但变大也有变大的好处——通常情况下，占据食物链顶端的霸主地位的东西，体型都不会小，但除了非常早期的动物以外，霸主通常也不是体型最大的（因为取之不竭的食物往往是浮游生物或者植物，掠食动物除非在食物长期满地跑而且战斗力只有五的情况下才会是最大的，这种时期是很少有的）。
  
  所以在生命体大致已经过了奇葩满地走的时代以后，成为霸主除了需要有初始条件和较大的进化潜力以外，更大程度上取决于变化速度和成本。
  能够更方便的变大变快和变强，比本身可能可以变得有多强反而更加关键。
  因为在变化中率先变大变快变强，就能够快速的占据更高的生态位，而另一些本来就活的比较“滋润”的物种在和它没有太大冲突的情况下反而更可能不会去抢这个生态位而是选择一个可以适应新环境但和原有生存方式近似的模式。
  
  那么，节肢动物和软体动物比一比，谁变大变快变强更容易呢？
  很显然，是软体动物更加容易。
  
  虽然蚂蚁是很庞大，因为它们是真社会性生物，所以可以说它们一窝才算是一个个体，这样一算的确是很大，而且扩张起来看上去也比软体动物的上限更大。
  毕竟一个群体的上限和个体相比，其潜力当然是更大的——智慧也是一样，信息获取更是如此。
  但问题来了：要想让一个群体能形成一个有效的信息链条本身就很难，集群智慧更是难上加难。
  尽管成型了以后，这种信息能力和智慧将是无比强力的生存工具，但正是因为其强大，所以率先产生了突破的生物将会牢牢地占据其生态位，而且有能力“排外”。
  
  还有一点也非常重要：一旦信息能力和群体智慧相结合，它本身就可能产生类似“文化基因”的东西。
  当然，这里说的文化基因当然不是我们通常意义说的人类文化，它本身泛指一种非生物基因，既有先天遗传也有后天习得，是通过能察觉以及不能察觉的方式内化于个体的最小信息单元和信息链条，价值观或文化习惯的变迁是它相对直观的体现。
  （文化基因就是Meme基因，叫弥母基因）
  当信息能力和群体智慧达到一定境界就可以突破临界，这一临界虽然可能不能够精确衡量，但相对值也许可以。
  
“当文化基因的进化对物种或群体的适应性进步的速率超过了生物基因变异进化带来的适应性提高的速度时，这种物种就和其他不能达到的物种形成了代差”
 文化基因的进步速度是远远超过生物基因的——百万年来我们的大脑依然没有克服对高热量饮食的偏好，这是为了生存和竞争，但我们的文化却已经让我们减肥来获得健康和竞争力（瘦为美成为主流也就是这几十年的事儿）。
 这种进步速度，让一个物种有机会跨越原有生物体的自然进化带来的适应性限制，从而一定程度上跳脱“越长越大，在一个环境混的越好，大环境突变就成群结队的灭绝”的困境。
同时，由于这种进步的速率超过其他物种的自然演化速率，所以这一物种改变其他物种的能力将会很强——这和生物基因演化带来的霸主不同。生物基因演化带来的优势往往具有非常强的针对性，无论是针对的环境还是捕食的东西，但文化基因的急速进步的优势能搜刮种类多得多的资源，这就使得这一物种对生态链条和环境的影响是更加广泛且多变且快速的。
 
很显然：谁先在生物演化的尺度上早一点点跨过临界点，谁就能以文化基因的演化速率秒杀其他还没有跨过临界点的物种，哪怕某些物种从生物基因演化程度已经非常接近。
毕竟文化基因的进步速度即便是缓慢的时代，都可以用几万年来进行很大的区分，但几万年对于生物演化来说却很短暂。
这就好比工业化文明的物质进步速度和农业文明的差异是一个道理——只不过因为工业文明和农业文明本身都是社会性的，是社会基因的演化与对抗，它的速率就很快。
这就使得人类在有生之年也能看到一部分农业文明可以完成甚至反杀原有优势的工业文明。
但是要想在生物演化上对文化基因演化进行反杀，那就需要很长很长的周期和更多的机缘巧合了。
 
节肢动物的群体计算和适应和软体动物更强的单体计算最大的差异，就在于群体计算要想获得一个高度通用性的灵活解决方案的初始难度非常高。
（通用性又叫一般性，这和专用化的本能有根本的区别——专用化本能一般执行效率很高而且节约资源，而一般化的思维方式则纯粹是用暴力算力来穷尽可能性，这就会导致算力需求暴增。但是只用专用性的思维方式就很难完成除了专门任务以外的事情，比如说学会怎么使用手机。尽管用一些动物具有一定的一般化思维能力，比如说一部分猩猩，但是它们的一般化思维能力并没有成为它们生存竞争中的主要优势能力。当然，人类大部分还是本能动物，但人类却选择了花费巨量能量来提高一般性思维能力来增强生存能力）
这就好像计算机中的神经网络人工智能能够完成很多传统人工智能做不到的任务，但是神经网络人工智能技术从原型到初步具有实际功能的距离却比传统人工智能难得多。
  这种计算所需要跨过的门槛太多了，要想用一些通用的思维方式来解决多样化的问题需要非常长的过程和极多的步骤。
  即便是已经跨过了文化基因门槛的物种解决起这个问题也不容易，更别说通过生物进化来达到了。
  
  真社会性生物（类似蚂蚁）的确有一些集群计算上的潜力，但问题在于“尝试”越来越少了——因为可以繁殖扩增的主体数量其实很少，有一大半功劳都是蚁后的，这就很成问题。
  更重要的是，这种模式配合较小的体型和多样化的节肢动物种类，这恰恰会带来一个问题：它们很容易适应任何新的较为基层的生态位中的竞争环境，然后演化筛选出来的方向就相当的专业化。
  也就是说，不是真社会性的节肢动物不能产生通用化的智慧，而是在大多数时候，它们不需要演化出这样的智慧——试图演化出这种复杂通用化智慧的蚂蚁群落很可能在一定时期内大幅度降低专业化领域内的竞争力，而其他节肢动物极强的繁殖普及能力有意味着它们之间的的生态位争夺会很激烈……
  这就好比人类社会中人均收入很低的时候，创新和集中经营本身就会受到压制一样，这时反而更加需要用一些手段让更多一些的财富掌握在部分人手中集中才能更好的维持进步速度。
  节肢动物很难有这样的条件，它们的速生速死策略本身也不容易改变——改变了会被同生态位的对手做掉。
   
  但是反观软体动物，由于它相对更加的个体，体型平均来看也大许多，所以相对而言发展出通用性计算的内部门槛会低很多——这就好比现有计算机后有计算机网络，虽然计算机和计算机网络同时出现甚至网络先出现的可能性更大，但集中化使用收益和整个网络的收益能提高的一个关键就是电子计算机性能的提高。
  （这就好比人类第一次搞电子计算机并没想做一台集中的大型机，而是一开始就想把全国的收音机里的电子管想办法连在一起变成计算机……诚然后者是有可能成功的而且一旦达成后续发展大概会更牛逼并且有大量更扎实的基础技术作为铺垫，但是在完成以前，率先研究出单机计算机的那一方可能已经开始用一台单机来计算核技术以及发射导弹了，而那个一开始就打算搞收音机联网的朋友在搞出来以前就被人家的计算机导航的核弹变成齑粉喽）
更重要的是，由于软体动物本身相对脆弱并且很多种类并不走极端的速生速死策略，它们在当前使用各种“环境工具”来保护自己或者寻找食物时已经有了不小的收益。
如果一场灾难横扫地球，导致单一食物在一定时期内大量短缺，就算节肢动物和软体动物在同一起跑线上，恐怕节肢动物更好的选择还是更加专业化而非通用化，但是很多软体动物则不得不更加通用化来谋生存。
（事实上章鱼和乌贼的演化本身可能就是走了从极度专业转向了多样化专业的路）
节肢动物的“向下兼容”能力太强，而向上走的一部分节肢动物很容易被向下兼容的那一批打败，因为它们中的优势且适应力强的种群之间的生态位常常差距不太大——而节肢动物中最牛逼的一类恰恰是向下兼容能力极强的，这反而可能造成劣币驱逐良币，蠢蛋驱逐聪明。
 
所以节肢动物有可能能赢吗？有可能，但可能性极小——除非海洋因为什么灾害突然被极度严重的污染了，否则节肢动物成为类似人类这样的霸主的可能性相当小。
 
这种灾难很可能是“不对等”的——节肢动物可能只有在物质极度充沛的时候才有余力升级集群计算到通用化的余裕，而软体动物并不需要。
如果一场灾难主要影响陆地，那么最具有社会化优势的节肢动物也在陆地上，生存资源的减少很可能让它们进行向下兼容，这些类群反而更可能活得下去——即便是相当小的波动也可以造成这样的影响。
如果一场灾难主要影响海洋，软体动物会受到影响，但是如果影响不是非常大，那么多样化的专业生存方式有利于当前软体动物的生存并产生新的生存压力——由于之前就走了多专业路线，想要退回单一专业很不容易。虽然这个时候更多的类型更可能扛不住压力而灭绝更多，但是巨大的个体尝试与突变效果的检验，有利于筛选更强的个体。
 
当然我们知道，能引起人类灭绝的事件一定会同时造成陆地和海洋至少在短期内的巨大变化，只是陆地和海洋变化的程度有差异……
这个程度的影响对两个物种成为霸主会怎么样呢？
如果上述内容大家都想过的话，就不难得知，软体动物在走向霸主道路的过程中能承受更大的在自己主要生存环境中的变化压力。
 
注意：这不代表同样程度的环境变化下，软体动物的牺牲和灭绝数量会更低，而是指即便环境发生了变动造成了大规模的灭绝，它剩下的生存方式依然更有可能成为霸主。
 
区别在哪呢？最简单的说，就是节肢动物要想做到在实际上具有通用化的思考能力，完成类似人类霸主的地位，那么它的演化到获利的过程是这样的。
 
收益与对应方向演化的过程
真社会性节肢动物：0%，0%，0%，-1%，0%，0.5%，0%，-3%，0%，0%，0%……集群通用化思维能力成功获取，收益率1000%，进一步提高，收益率2500%……
 
软体动物，1%，1%，1%，3%，1.5%，2.5%，-1%，0.5%，1%……通用化思维个体计算成功，收益率500%，进一步提高，收益率1500%……
（当然实际上，突变带来的结果通常都没什么用，没有收益）
 
如果算上资源消耗和风险，那么对于蚂蚁来说，演化过程中的机会成本就差距更大了，对于蚂蚁来说进化途中至少大多数选项都是亏的，这些部分要是害处不大还可能保留，但是如果有额外资源付出的话就很可能被淘汰掉。
这样一来，成功维持下来的突变成功率是整体下降的，尽管节肢动物平均来看有比软体动物更高的变异次数，可是这种限制条件会让绝大部分突变并没有走通用化思维这条路线——更麻烦的是，速生速死策略本身对于通用化思维的发展是非常不利的，因为通用化思维无论是集群还是个体计算都必然会有很大的能量消耗（没有白白的计算），这和速生速死策略是相违背的。
 
  所以从这一点来看，就算是海洋和陆地同时受到了一定污染，对于两者来说还是软体动物不容易受到更大损失。
  除非这场灾害对于海洋的破坏可以达到让浅层和中层海水彻底不适合软体动物生存的地步，但这样的灾害对于陆地的破坏肯定也会是灾难性的（就能想到的种类来说），节肢动物在走向通用化思考能力道路上受损也会很严重——叠加它们本身就不太合适的生态位，它们在通用思考能力的道路上受损的可能性说不定比被打击更严重的软体动物还要强。
  
注意，我不是说物种量受到影响更大，我是指走向通用化思考这条路上受损的程度。
 
一个不算太大的世界，一个较长的时间，一个星球上只能有一种具有通用化思考能力的生物——就算两者相当接近也不行，即便是尼安德特人也被灭绝了。
 
我们可以想象一下：如果现在世界上突然有一群蚂蚁变得聪明了一些，它们脑筋动了一下开始有组织叮人，把人从几个小区里赶了出去来筑巢。
科学家会研究这些蚂蚁么？当然会。
会试图控制这些蚂蚁么？当然会，而且会被列为非常非常危险的害虫。
我们真的不能消灭蚂蚁么？
我们不能消灭全世界的蚂蚁，但是消灭刚刚兴起的一个种群是没有问题的。
我们可以用杀虫剂进行整个区域的灭杀，我们可以用生物技术制造对这些蚂蚁的病原体，我们可以用燃烧弹将整个区域的浅层地表烧的连细菌都不剩……
 
也许你会觉得：那是因为现在人类的技术先进了，如果我们在古代可能就没这个能力或者意识了。
是啊，问题是人类文明在整个生物演化过程中只是短短一瞬间，在这个瞬间中的瞬间里，另一个差异极大的物种恰好具有了通用化思维的能力的可能性能有多大呢？这几乎就等于是同时出现。
如果这种事情能发生，那很可能说明了通用化思维的能力的门槛其实并不大。这样一来，我们今日大概在和喵星人和汪星人打仗，你还养了两只考上大学的仓鼠来养老（仓鼠被打败了，变成了跨物种奴隶制）。
 
这样想一想，其实也比较能够理解为什么更可能是软体动物成为下一任类似人类的地球霸主。
节肢动物的社会模式可能发展出通用化思维能力是极强的，但是它们几乎可以肯定会被其他物种抢占先机，然后节肢动物就只能退回原有生态位。
虽然也许节肢动物可以一波又一波的熬过各种环境，铁打的节肢动物流水的霸主，但是节肢动物本身称霸的可能性却很小了（至少以思维和决策适应能力取胜就不可能了）。
 
（注意，这一段内容和柬埔寨那篇文章有关）
 
 
文章最后，我还是得重申一个重点。
本质上来说，正义与邪恶，是矛盾本身推导而来的，而不是先有正邪之分，所以在不同问题下一般不能直接套用另一个主题的正邪区别。
（矛盾的世界是很功利的）。
 
大家也许觉得：这个推导过程几乎算得上是某种“穷尽”的方法了。
的确是，但是人类毕竟不是计算机，计算机能搜集几乎无穷无尽的细节，而人类并不能，所以即便不去预先设定好一个大致方向，个人有限的知识储备和生活经验以及临场能够想到的东西都是比较少的。
同时，我也没说这种思考能够很快结束，比如说在一天，一周或者一个月内结束。
例如说，你想做某个工作，你想大致分析一下未来10年的可能发展情况。在这样的话题下，那根据情况的复杂度的不同，每天半小时用来逐步推理的话大约也需要1年时间。
 
消耗时间太长？提早啊。
这种思考也并非只有单一用途，其阶段性成果可以用在很多东西上，所以性价比也不见得就不划算。
有一部分人在思考问题的时候，其实思考的要素和内容没有什么太多的变化，评判过程差距也不大，就是单纯的“因恐慌而看似瞻前顾后，本质上只是在大脑中丢硬币，试图把命运交给随机性的同时，又舍不得自己的控制欲罢了”。
 
诚然，推导的过程一定会和现实有很大差异，但判断是否正确对于一个刚起步或者走到半路的人来说其实没有那么的重要——关键是不要让自己的思考停滞不前。
能对其中几个环节就可以了，因为在那个环节上你很可能有了相对于周遭的准备与思路上的优势，在这一点上效率将会大大提高，很可能会因此产生突破。
 
另外：当你真的厉害了，手里的人也比较多了，实际上你的组织自身运行的过程以及信息搜集过程，本身就是在帮你进行类似的计算——原来同一个等级的问题你要思考一万个东西，思考一万个东西你花了1年，但是如果你有1万个人，那么你就只需要很短的时间即可（这一万个人也不一定必须是你的员工，只要有信息整合或上行渠道即可）。
 
生命在于运算。
 
 
 
最后一些小经验：
1：在你考虑四要素的时候（人力、信息、发展、财物），如果矛盾运算过程中出现了好几次极为危险的点，那往往说明这件事不太可行。
这不是因为风险过大，风险过大还算有可能成事。
这主要的问题在于：这很可能是因为你整体技能或者项目本身的运行效率就不够，所以才会屡次拖入危险点，否则只会进入瓶颈而不是危险点。
风险这件事情有时的确人算不如天算，但效率不够就没得活了。
一般来说，人与财的效率不足一般是维稳效率不够，信息和发展危机次数太多更多的是项目本身的效益问题。
 
  2：用这个办法考虑问题在一开始很容易手足无措，可以直接从头脑风暴开始，这样会显得容易一些。如果还是觉得有困难的话，可以找一些人讨论一下——不要把整个主题抛出去，你应该抛出几个头脑风暴中找到的近期的一些具体事件或决策来讨论，免得那些人对你的远期主题指手画脚。
  
  3：一个锻炼方法比较好用。
  你可以去知乎或者悟空，你找到一些热门的问题，然后选取几个极为不同的高赞或者独特的回答。
  这些问题最好是针对某一具体事件的，回答要是某种有一定过程或方向的解决方案。
  需要注意的是：最好找那些分析了各方利益动机的答案，虽然这样的答案通常极其少见，这时你可以选择尽可能多的包含利益动机的答案。
  之后，你可以稍微推演一下这几个回答中的解决方案。
  如果你可以在几个极为不同的方案中找到在实际解决问题时可能会遇到的共同点。
  共同点越多，说明这几个答案在实操中可行的几率越大。
  注意，这里说的共同点并不是说他们都针对某个“口诛笔伐的问题”而是指他们说的解决办法。
  当然，在一个公众网站上，你会发现99%的共同问题解决方案完全不能解决问题（不加重就谢天谢地了），因为他们基本上都没有直接面对问题中的行为和利益本身。
  大多数人只是画一条线，然后讲自己放在线的另一边而已，提出解决方案仅仅是为了体现自己真的在线的另一边而已。
 
  但是，找到那1%也是很重要的，这本身也是锻炼反应速度。
  大多数不同的但可行的解决方案，至少在初期和中期常常是高度近似的，尽管描述的方法可能会有很大差异。
  诚然，有一些更专业的网站能够提供更便捷也相对有效性较高的解决方案，但是这些解决方案就过于复杂，以至于你很难短时间内筛选大量的方案，这是不利的。
  同时，这一过程也能更好的理解“没眼光”的人的做法，这也是提醒自己“自己要是不想的话，就和这些人一样了”。
  这是很好的激励方式不是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