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干坏事，也坐牢 #W12

一

我们看过很多这样的城市新闻：一人从高楼底下经过，一个矿泉水瓶（或者别的什么东西）从天而降，直接把人砸得头破血流，或是重伤，或是殒命。高楼时代，类似的飞来横祸全国每年都有数百起。高空坠物已经是城市里仅次于交通肇事的第二大意外伤害源头。

 

查找肇事者非常困难，于是有了一条很多人都知道的奇怪法律：高空抛物连坐法。

 

侵权责任法第78条规定：从建筑物中抛掷物品或者从建筑物上坠落的物品造成他人损害，难以确定具体侵权人的，除能够证明自己不是侵权人的外，由可能加害的建筑物使用人给予补偿。

 

换成大白话说：除非能证明不是自己扔的，否则所有可能伤人的楼上住户，都需要补偿。请注意，这里所说的说法不是赔偿，而是无责任的“补偿”。法律没有说你错了，但也得掏钱。

 

我大学读法律时，老师谈到这个法条说，“高空抛物连坐法”属于大陆法系特有现象。大陆法系国家，集体主义观念较重。同住一栋高楼的邻居，是某种形式的共同体。一个人被这栋楼的住户加害，却查不出来，邻居理当承担道义上的责任。“高空抛物连坐法”的立法目的，是要使邻居们互相监督。无论法国还是德国的民法典，都有这样的规定。

 

这种玄乎其玄的说法，听起来很有道理。然而到毕业之后，我才知道，我的民法老师真是信口开河。法国和德国的民法典都没有类似的规定。全世界有这法律的国家，数来数去，除了中国，只有南美国家智利。智利也属于大陆法系，但没有证据表明中国参考了智利的做法。

 

《侵权责任法》的立法参与者梁慧星在总结工作时，自己说，“本法有些地方有极大的创造，本法对适应中国社会的国情来说，对适应现代社会的发展来说，都是有创造性的。”梁慧星还特别强调，“第87条是中国侵权法对传统侵权法极大的创造性发展”。由此可见，这条法律属于中国特色。

 

传统侵权法规定“过错”和“无过错”两种侵权责任，前者比如故意或过失伤人，要承担责任；所谓无过错，比如你饲养的动物突然发狂咬人，你当然没错，但这动物终归是你饲养，所以承担责任。谈侵权责任，基本就这两类。“87条”创造出一种责任：无事家中坐，锅从天上来，你要为别人不负责任的行为买单。原因仅仅是，你和某个混蛋住在同一栋大楼里。这就是梁慧星所说的“创造性发展”。

 

2011年，一位成都小伙陈涛骑电瓶车从一栋商厦楼下经过，被一个从楼上扔下的马克杯砸中头部。虽然捡回一条命，他后来却患上创伤性癫痫等严重的后遗症。

陈涛欠下十几万医疗费，采用“高空坠物连坐”起诉整栋商厦的业主。最终法院认定，其中124家商户无法证明自己无责，被判共同赔偿152520元，每户赔偿1230元。

 

这个案件中，受害人索赔不多，只有医药费15万元，并且承担者多数是商户。每户一千多元，给了就当作捐款，不算很大的负担。但是，由法院判决支付，对123家而言，确是实实在在的冤枉钱。

二

倘若在别的案件中，受害人索赔百万，承担者只有十几家或几家，每个家庭承担几万甚至十几万，这种赔偿方式还能让人心平气和吗？

 

立法者显然没有考虑这样的问题。有一回，侵权法专家张新宝教授批评梁慧星，说这样的立法是“闭门家中坐，祸从天上来！”，用立法制造冤枉，很不公道。

 

梁慧星回应：“我们的学者在从事法学研究的时候，在为国家的立法出谋献策的时候，一定不要考虑到个人的利益，你要考虑到社会正义。你说一个人在外面走，上面掉个烟灰缸把他砸死了，他的子女怎么办？他的父母怎么办？他作为家庭的主要劳动力被砸死了，情况多么悲惨，你为什么不考虑？你分担一下损失，这有什么问题？”

 

显然，梁慧星所说的“社会正义”和“个人正义”（他的说法是个人利益）毫无关系。他只想劝你善良：人家都这么惨，你掏点钱算什么？不知梁慧星教授遇到乞丐打劫时，会是怎样的反应呢？也许吧，他会拱手把钱奉上，并一洒同情的眼泪。

 

这一则法律要求大家不要就“个人利益”（个体正义）斤斤计较，实际上，法律并没有完全偏离正义的精神。“连坐”不是随便拉人，而是尽量寻找“可能的加害者”。隐含的意思还是“过错者承担”——只是过错者实在太难找，于是圈定一批人，不让他逃掉。

三

由此可见，所谓的“社会正义论”非常虚弱，底子里还是要“个体正义”补强。

 

“高空坠物连坐”的立法目的，确实包括邻里监督和举报。假设一人知道真凶，他又不想被“连坐”，于是积极检举。此种立法意图按说没有问题，但在实践中，中国高楼住宅普遍邻里互不相识，监督形同虚设。

 

“连坐法”还带来一种危险的倾向：警察、受害人追查凶手的积极性大大降低。

 

2011年，成都陈涛被高空坠物砸伤后的第二天，家属立即找到物业公司，要求赔偿。物业公司显然不愿背这个锅，有法律规定，受害人很快就确立了“告整栋楼”的思路。

高空抛物伤人，放在任何法律严肃的国家，都算得上刑事案件。然而在这里，案件很快走上民事赔偿的道路。警方没有刑事介入，更不要说积极地侦查破案。

 

不管玻璃杯还是烟灰缸，或经常发案的啤酒饮料瓶，只要以刑事证物视之，送到司法鉴定中心检验，不难确定上面的指纹和残留物。绘制抛物线轨道，很容易就能确定抛物者的极小范围。再逐一筛选侦查，找出真凶其实是很大概率的事情。

 

然而在国内，高空抛物只被视为民事赔偿案件，刑事程序几乎没有。反正只要一出事，最终会有高楼好邻居们出来兜底，谁会积极认真追查呢？2016年至2018年，全国法院审结的高空抛物坠物民事案件1200多件，其中一半造成受害人死亡。然而受理为刑事案件的，就只有31件。这显然极不正常。

 

受害者也经常选择不报警。将责任推给整栋大楼，也许是他的优选策略。因为一旦查出真凶，很可能要面临“对方赔不起”的窘境。而许多户人家共同承担，赔偿反而好落实。因此，国内出现类似案件，受害人都倾向于把“受害者范围”划得很宽。把高额补偿金平均到越多人头上，每一份都不会太多，受害者的利益会更有保障。

 

既然受害人有兜底条件，寻找真凶的激励其实是非常低的。“高空坠物连坐”的本意是监督和举报，但由于责任分散和破案效率低下，结果变成了纵容。缺德鬼们潜意识里认为：即便出事，也有那么多人兜底，怕什么？现行法律下，此类新闻的结局都是：一群高楼好邻居，忍气吞声凑份子，稀里糊涂赔了款。这哪有什么警世意义？

 

想想看，如果这类新闻普遍是另一套结局：肇事者被查出来，逮捕进监，牢底坐穿，赔偿赔到破产。我想，唯有这样的威慑和示警，才能使那些混蛋重视高楼安全，不随意往楼下扔东西，同时约束孩子不这样做。

四

 

综上，我对现行《侵权法责任法》第78条有很大的意见。这则法律看似温情，却是通过牺牲无辜住户的权益，纵容高楼抛物的罪犯。不幸的受害者，摇身一边，转而伤害其他无辜者——虽然其情可悯，其状可哀，但因一人之不幸，连带更多人受屈，怎么样都说不过去。立法想追求的“社会正义”，绝不该是这样。

 

《侵权法责任法》第78条是这部法律最有争议的条款之一。施行多年，争议一直没有停止。近年来国家进行民法典立法，侵权责任编也对这一条款进行了修改。《侵权法责任法》属于比较新的民事法律，当年立法就寻求完备，现在却成了修法的焦点。

据草案三审稿，该条文增加“经调查难以确定具体侵权人”的说法。由此可见，新立法者已经意识到原来法律带来的问题，希望新增“调查”的程序，督促物业和警方调查，减少住户冤屈。

 

这样的立法改动是好事，但远远不够。正确的做法是是废除该条款，代之以对高楼抛物的严厉惩戒，甚至不惜入刑。这方面我们可以参考香港的例子。

香港是高楼林立的城市，其《简易程序治罪条例》就规定，高楼抛物造成公众危险或损伤，即属于犯罪，可处罚款一万港币及监禁6个月。香港房屋署还成立侦查高空抛物的特别任务队，利用高科技手段破获多起案件。由于法律严明，香港的高空抛物现象大大少于内地。

 

有人会说，如果真有人被高空抛物砸伤，闹出人命，查来查去，还是找不到凶手，那岂不是委屈到死？这样的事情肯定存在。正如这个世界上，总有人受到伤害却无处告诉，默默承受。这样的情景，确实让人心碎。越是这样，我们越要用正确方法来解决。

会有开发商或物业以安全为名，给高层住宅安装摄像头；新闻媒体会关注惨案，于心不忍者可以捐款帮助。甚至可以督促警察破案，将坏人绳之于法——唯独不应该通过冤枉好人，来解决问题。悲剧已经出现，法律实在不该再增添新的无辜者。

（菁城子，2019年9月2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