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赚我钱，我赚我命 #W19
一
前不久发生了一个非常无耻的事情。
山西洪洞县一个脑梗患者，事先答应给北京医生1万元，北京医生去洪洞县给他开刀。结果患者这方把给钱的场面拍成视频举报，医生受到处分。
这个事情大家都知道，所以细节我就不多说了。
除了少数脑残，大部分人都痛骂患者和家属丧尽天良。
救你一命，不知感谢；赚你的钱，成了你的仇人，天下没这种道理。
患者的行为，显然抬高了专家“飞刀走穴”的风险，让其他患者承担更高的成本。
然而，尽管人们痛骂患者，却很少有人指出，那不准专家走穴的规定本身就是不合理的。
七八年前，我作为媒体人参加央视的《对手》节目旁听，几个参加辩论的医疗行业的管理专家，抨击“北京的医生为了赚外快，周末坐几个小时车，去郑州、太原、保定等地方走穴开刀”。
我是真的听不下去了。轮到旁听者发言的时候，我要过话筒，说，医生走穴是好事。你想想，医生去外地，一次可以做好几个人的手术，患者才花多少钱？
如果医生不去，这几个患者就得来北京排十几天、一个多月的队，还要住招待所，家人还得陪着来，那要花多少钱？是一个人过去好，还是一群人过来好？
这道理不是很简单吗？不准走穴的规定根本就是错的。
可能我这番话在那个场合太惊世骇俗了，现场的观众对我侧目而视。
专家无法从逻辑上反驳我，只能说些什么“有规定就得遵守”之类的无聊话语。
后来我也没管这期节目有没有放我的话上去。我喜欢反驳专家的蠢话，现场过一下瘾就算了。
没想到这么多年过去了，很多人还是关注个人道德，而不考虑那个规定是否合理。陈兴杰写了一篇文章为医生走穴说话，居然还有人说：“违法的行为，被你颠倒了黑白。”
现在这方面也在改革，医生“多点执业”在推进之中。我对“多点执业”没有详细的了解。方向上说，我希望医生执业越自由越好。
当然，更大的问题是，医疗是否应该交给市场？
经常看到有人跟帖：“你们太理想化了、太书呆子了！市场并不能解决一切问题。医疗太重要了，怎么能交给市场？”
“如果连医疗这么重要的事情都交给市场，医院还不是想收多少钱就收多少，那老百姓还有活路吗？”
二
乾隆元年，内阁学士兼礼部侍郎方苞奏称，北五省（直隶、河南、陕西、山西、甘肃）每年因造烧酒而耗费大量粮食，老百姓喝醉了还打架，因此，应该禁止北五省造烧酒。
这个方苞，就是二月河在《康熙大帝》、《雍正皇帝》中塑造的那位既懂权术又懂治国的“布衣宰相”。《狱中杂记》的作者。
乾隆皇帝也没多想。直观上看，酿酒要用粮食，禁止酿酒不就节省了粮食吗？反正，烧酒并不是刚需，对吧？禁！
其实方苞并不懂治国。
有一个人提出了不同意见，他就是孙嘉淦。
孙嘉淦认为，烧酒是市场需要，禁止就会使供给减少，供给减少价格就高，就会导致人们冒险造私酒，执法成本将剧增；造烧酒用的是粗粮和一些杂类植物，禁止的话，可能反倒会导致人们用更多细粮去酿造黄酒，达不到节省粮食的目的……
总之，孙嘉淦列了一堆理由。看他的奏疏，我感觉他是学了张五常经济学、奥派经济学穿越过去的。每一条理由，都非常符合经济学原理。
乾隆三年底，孙嘉淦任直隶总督。他上奏说，前任李卫任内，接私酒案364起，案犯1400多人；他接任一个月，就又接到了78起，案犯350多人，这还没算府、厅、州、县没报上来的案件。这还是正犯的数量，受牵连的乡保邻甲、沿途店肆、负贩之属，还不知有多少。“一省如是，他省可知。”
孙嘉淦的结论很简单：“本为民生计，而滋扰乃至此，则立法不可不慎也。”
不是老百姓做错了，而是禁酒的圣旨错了。朝廷无事生非干预市场，才使得老百姓出现这么多“违法者”。
孙嘉淦说：“禁酒原在灾年，现处丰年，不宜再禁。”
意思就是说，灾年粮食严重短缺，禁酒还情有可原，现在丰年，禁什么酒呢！
那时候乾隆皇帝还算懂点经济逻辑，他接受了孙嘉淦的意见。
三
谈医疗市场化，怎么突然岔到孙嘉淦的谏禁烧酒去了呢？
孙嘉淦这个人，实在有点特别。
过了几年，孙嘉淦对禁酒令的危害又有了更深刻的认识。
他说：“臣前言酒禁宜于歉岁，不宜于丰年，犹属书生谬论。躬莅其事，乃知夺民之赀财而狼藉之，毁民之肌肤而敲扑之，取民之生计而禁锢之。饥馑之馀，民无固志，失业既重，何事不为？歉岁之不可禁，乃更甚于丰穰。”
简单翻译，就是说，以前我以为灾年禁酒是合理的，但丰年不应该禁酒。后来我深入真实世界，才发现，灾年阻止老百姓的生计为祸更大，灾年更加不可以禁酒。
这段话，引申开来，就是：越是重要的东西，越应该交给市场。
灾年粮食更重要，那就更应该交给市场。
那些认为重要的东西不应该交给市场的人，老觉得市场派太理想化、太书呆子气。
但其实，他们的观点才是书生谬论。
像孙嘉淦这类懂得真实世界的人，很容易就能明白这个道理：市场才能缓解稀缺问题，所以，越是重要的东西，越应该交给市场。
有些人，自己想不通真实世界的经济逻辑，却还攻击市场派“为利益群体代言”。
四
医疗这么重要的事情，当然更应该交给市场。
不要像洪洞县的那个患者一样，视赚你钱者如寇仇。
要知道，最可能让你丧命的，不是医生赚你的钱，而是医疗资源的稀缺。
更何况，只有市场化，才能真正降低医疗的价格，让你少花钱。
中国又不是没搞过医疗大锅饭。
过去的“单位”里的人，看病都可以报销，结果大家去医院开了高压锅、饮料之类，反正能报。
医疗服务的稀缺问题没解决，倒解决了高压锅的稀缺问题。
比医疗更重要的是粮食。
中国的粮食问题怎么解决的？
不是计划解决的，而是市场解决的。要不是农村土地体制、粮食体制的改革，中国人还不知道哪天才能吃饱饭。
历史反复证明，最重要的东西的稀缺问题，始终都是市场解决的。但却有很大一批不懂真实世界的人，始终抱着“重要的东西不能交给市场”的书生谬见。
五
美国在干预医疗市场上的做法，为全世界树立了极坏的榜样。
例如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FDA)，管制食品、药品、医疗器械等的销售。没得到它的许可证明，药品就不能上市销售。
表面上看起来，FDA放行的药品，安全性都比较高。
但是，人们看不见的是，FDA为了所谓的安全性，卡住了多少救命药，害死多少病人。
官僚的逻辑，和市场的逻辑，是完全不一样的。
对于FDA的官僚来说，只要他们放行的药没出现严重的副作用、不良反应，那就是他们的功劳。否则，他们就会受到指责。因此，他们本能地就要卡住新药。别人死不死，跟他们关系不大。
但对于患者来说，患者需要的是活久一点，为此，可以忍受新药的副作用，可以冒风险。
但是，“不准患者冒险”成了FDA的权力。
在好莱坞电影《达拉斯买家俱乐部》里，FDA的探员，千方百计维护FDA的管制的权力。而主角则千万百计突破药品管制，救自己，也救他人。
这部电影是根据真实事件改编的。
《达拉斯买家俱乐部》男主角
自己没生重病的时候，都觉得，没有青天大老爷FDA，病患都被会被黑心的资本压榨、诱骗。黑心的资本难道会卖安全的真药给病患吗？他们眼里只有钱！
待到自己成了病患，就知道，自己想获得尝试新药的机会，是多么难得。这世界，怎么不多一些资本开发新药呢？
可惜得很，那个时候他们会发现，他们说的话，没生病的人不愿意听。
美剧《波士顿法律》里，一个富翁患了绝症，花费巨资走后门，成为了一种新药的志愿试验者。而被挤掉试验资格的人，则起诉富翁，要求夺回当试验者的权利。他们都知道新药副作用不明，但，有活命的机会，那点副作用算什么？
是FDA管制了新药试验。如果没有FDA的管制，其实他们都可以当新药的试验者。假设这个新药带来的存活的希望是1%，那FDA就剥夺了无数病人1%的希望。
FDA造的孽，可谓罄竹难书。
经济学家弗里德曼在世时，就呼吁取消FDA。
但由于美国是很多人心目的“先进之邦”，FDA失败的管制模式，反倒被很多国家当作先进做法引进。
六
中国现在的医疗服务，比起很多国家来说，还算是好的。
原因在于，中国尽管以公立医院为主，但有相当多的市场化成分。其中相当一部分，是通过潜规则实现的。
医生“飞刀走穴”，违规，可是大家都这么干。洪洞县的脑梗患者，为了一己私利，想破坏这个潜规则，遭到全国人民的声讨。这方面，中国人其实还略强于美国人。
医院的科室，相当程度上拥有经营自主权，激励了医生的积极性；甚至还可以承包出去，有利于缓解牌照紧缺。
在广大的乡村，无数初中毕业、受了简单训练的医生，开办乡村诊所，这在行医资格管制严格的美国，是不可想象的。
……
总之，中国在医疗领域，无意中做对了很多事情。
如果市场化的因素更多，中国的病患将会花费更少的钱，却能享受到更好的医疗服务。
北大李玲之类的“专家”，完全不懂真实世界。她们说，病人和医生信息不对称，所以病人一定会被骗钱。
对这种没逻辑的话，不要信。
医院和医院之间有竞争。病患被甲医院骗了，会被乙医院指出来。乙医院降低收费、做好服务，就会把病患抢过来，让甲医院破产。
并且，人们还可以买医疗保险。保险公司可不会被医院骗。
市场没有李玲们那么糊涂。它有无数种办法解决信息不对称的问题。
如果你觉得某种服务太重要了，那么，市场一定优先满足你的这一需求，并且是以最低的代价满足你的需求。
市场不完美，但不失灵。
不完美在于，某些个体确实可能被骗、受害。
不失灵在于，市场已经让受害者最少。
干预才失灵。
FDA表面上的确帮助了少数人（例如帮助部分人避免了副作用），但代价却是让更多人受损。
真实世界里，不能追求完美，只能追求不失灵。当人们追求完美，那必然迎来干预的失灵。
李玲之类，纯属书生谬见。
其实大部分中国人谴责洪洞县的那个家伙，已经说明，人们潜意识里还是不敢完全放弃市场。只不过，他们仅仅停留在潜意识的阶段，没有系统地思考。
如果他们能够多想一下真实世界的逻辑，他们也会同意：越是重要的东西，越应该交给市场。
（邓新华，2019年10月1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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