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注：肛锯的这篇文章，分二个部分。

 

上半部分讲的其实是“团练”。或者类似的东西。

明亡于禁止团练，清保于团练。

 

团练是什么，团练就是地主武装。一种类似于“民兵”的东西。

明代末期，流寇遍地。但是比流寇更敌视的，崇祯打死不肯开“团练”这个口子。

你想精忠报国，没门。

 

围剿“流寇”只能用中央禁军。禁军本身的组织成本就高，粮食要千里转运。还要支付贪污成本。

而被“流寇”折磨得奄奄一息的地区呢，你说我自己拉一支1000人的队伍，不要钱，不要军粮。本土乡亲子弟，自己养活自己。

本土作战，保家卫国，士气高昂，地形熟悉。一人可以打三个流寇。

 

对不起，崇祯象防贼一样。宁可使用禁军，决不让“团练”坐大。从头到底。一张牌照都没有发。

然后，明朝就亡了。

 

 

而大清不一样，曾胡李左，围剿“太平天国”的主力战斗力，就是湘军，淮军。其本质，都是“团练”。

虽然后来满清“尾大不掉”。军权再也没有收回来。但至少续命了六十年。对晚明来说，未尝不是一件好事。

 

 

肛锯的前半段，讲允许民间的“自组织”。无论是防贼也好，慈善也好，救灾也好。

这些“民间”的机构，能具有巨大的活力。费效比远远超过中央政府十几倍。

 

你劳民伤财，调集中央实力去做的事。

人家庖丁解牛，二三个特种兵就干完了。

 

不要忌惮“团练”。主威素重。再大的“团练”，在目前形式下，离主上还距离甚远。

立功之后，你赏个虚勋就行了。

 

而样样包揽的“中央集权”。反而会让“责任”把你拖死。）

朱门酒肉香喷喷，老朱吃完晚饭，打包了两个剩菜。

他走出暖烘烘的房间，将这两个剩菜交给了路边一个可怜的老太太。

这一幕被一名围观群众看到并拍下了照片。由于老朱是一位地位显赫之人，所以这张照片被广泛流转。

这种好事逐渐流行开来，而且热度还挺高。

哦，这当然是好事，而且是从各种意义上来说，但是这种好事应该坚持的做下去。

依我之见，这应该可以算得上人类的善良一面，在它出现的时候，我们应该对其表达赞许。

所以我个人并不觉得诸如“福利待遇”“企业的社会责任感”是坏事，事实上我认为这是一件非常好的事情，我并不和水库的主流观点一样去反对这些事情。

然后呢，可怜人纷纷感激涕零，大家纷纷夸赞社会更加正能量。

好人呢，就开始比赛做好事，因为这个时候宣传这些事情也有利可图了——不仅在政治上，在商业上也是，对于最普通的个人则可以“显摆自己的爱心”。

当然，一般来说还是会需要政治上的推动力的。

时间一长，我们都知道好心经常没好报啦。原因很简单~

受助者会习惯，并且认为这是应该的，提供帮助者觉得好心没好报是因为做好事的人，这件好事的“显著”程度远比被接收好处的人更高——尤其是多方给好处的情况下。

这就好像美国黑命贵是一样的——开始是黑人觉得自己地位上去了，但是后来就变成了“老子接收你的好处”是给你面子，因为的确白左从“黑命贵”上是赚了不少。只是后来道德市场竞争太激烈了，后续的人利润降低了（实际上更早开始的人是获得了大量商业利益的）。

要造成这种“习惯”必须是高频率的，有时政治推动力不可避免。

大善人自然会不满意，但是由于有政治上的推动力，所以说他们是必须保持这种“政治正确”的。

但是啊，有一天朱门市要整理市容了……

之前所做的一切都可能会变得很值得，而且在很多时候，这可能是唯一的办法。

“要想战胜大部分人民，那么就必须把人民淹没在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之中。”

在平时想要对付掉某一大群人或者削弱某一大群人是一件很困难，消耗资源极大的工程。越大，愿意或者能够为其出资源的人会越少。

不仅如此，在没有一种明确的，具体的，共同的标志物下。要想集合起人民，让他们有组织的行动是极其困难的，你不可能抽出太多的全社会总产能去干这件事。

虽然前文很短，不过我想各位只要能细心的回顾一下历史，甚至只需要不到三十年的历史，我们似乎就能找到好多这样的案例。

当然在这十年，我们常常会把这类事情的其中极小一块叫做“企业的社会责任”。

之前呢？大概就是“包养老”“包分配”吧，总之这一切都多了去啦。

然后你就想到了什么。

这就使用“一部分”人在这样的策略下，因为产生了一个“共同厌恶的标志物”，所以就会有一个较低的组织成本，甚至即便放着不管，这类组织也能野蛮生长起来——野蛮生长经常会有冲突，会浪费资源，但是野蛮生长往往也意味着其经过了最初也是最困难的筛选阶段，之后给他们投入自己以前存储的资源是可以获得更好的回报的。

有组织的一小部分人，比一群无组织的人强得多，而形成组织最先也是最关键的是要有被组织的意愿。

如此一来，大部分人民就可以被人民本身击败，被淹没在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里——就算你排除掉很多杂项成本和组织风险，你通过税收来让组织机器直接强行做到这一点，也必然会带来税收方面的诸多问题和损失。

而如果人民本身就这么做，这不仅会避免这些损失，还能激发起人民的创造力和主观能动性，毕竟这些事情做起来虽然常常让人愤怒，但常常也能带来更多的成就感和快乐。

如果世界上能有比“善行”更令人满足的东西的话，那大概就是“公平正义”了。

正义比善举更令人愉悦。

如果能用快乐和满足直接交付给人民，又何必多用“钱”过一遍手呢？更不用说那些讨厌的官僚机构了，他们浪费的比“钱”本身要更多。

也许有人会说“这种策略造成了极大的浪费！本来就不该有这样的冲突的！只要我们的处理方式够好的话！”

永远不会有“够好”的处理方式，甚至可以说“够好”如果真的存在，就不需要“处理方式”这种东西了。

正是因为如此，人类社会是不可能真正的只有“一个利益集团，一条心”的，这是决不可能的。

即便是人人都能清楚明白自己在组织中到底做了什么，真正起到什么效果，也是不可能达到的。

文化素养，民智开化，社会道德，制度结构等等一切，也都是不可能达到的。

就算我们了解了很多，甚至几乎一切，我们也无法从全局层面上控制初始条件。

正是因为这些缘故，如果组织最高管理层级采用“强力”方式去解决问题，就好像大多数人认为的那种铁血或是仁政等手段的话，那就必然会面临“只有一小部分人支持和出力”的情况。

这是因为一个社会必然存在高低不同的无数个利益集团，如果你只是要对付一个小小的局部问题，那么一部分利益集团行动起来就能解决。

当然我们明白，如果利益只是“获利”而不是“避免损失”的话，那么数个利益集团之间合作也相对来说也不会那么“基层一呼百应”，此时组织和组织相加后的效能，肯定是1+1<2的，因为更多的资源被用在了管理和增大激励用以克服组织工作人员的“劳动压力”上了，比如说要给他们付更多的薪水。

这样的处理方式，最好只用于时间敏感性强，范围不是特别大的问题下。

而且通常情况下，由于组织成本更高，所以这些最终的“获利”也会有更高的比例去分配给这些局部利益集团。

这也就意味着如果一个组织整体经常频繁的使用这种方法去“查漏补缺”，那么最终这些局部利益集团的力量会越来越强，甚至有可能会打破原有的平衡系统。

可以想见，如果是在面对一个较大范围的问题时，采用这种方法是很危险的。

1：组织能调动的资源并不是无限的，问题很大的时候，大部分利益组织都不想去承担这些成本。

2：就算有，那么处理后必然会带来组织结构的大范围变化，整个组织的稳定态很可能被打破。

3：强行拉拢在一起的组织成本实在太高了，这不是整体组织上层支付给执行者的金钱等，而是执行者本身对应他“下一级”的执行者，这些成本最终会体现在组织上层所付出的资源量上。

（注：肛锯讲的第二部分。其实是“效率”和“慈善”的问题。

 

在全社会范围内的劫富济贫，把富人的钱分给穷人。搞几年“平均”，再搞几年“效率”。这样可以有效地释放整个系统中的“压力”。不至于发生“之春的故事”。

 

毕竟，稳定压倒一切。GDP损失几个百分点，是可以忍受的。只要“安定团结”的局面不变。

大局不变，江山永固，这就是最大的利益。太平才是根本。

 

而这一段的观点，我是反对肛锯的。

我们需要关注的，并不是“救济穷人”，而是“主持公平”。

 

在奥派眼里，只有“游戏规则公平”，每个人都尽可能地释放他的生产力。每个人都获得了他劳动的报酬。

而某些人，如果连劳动都不肯，（并非被特权剥削），而导致的贫穷，是不值得怜悯的。

 

一个连劳动都不肯的人，也不可能造饭的。对于这种残渣，不需要救济。）

因此组织上层需要给下层的执行者降低“执行者组织执行者”的成本，这可以依靠很多方法解决。

但是在应对较大规模问题时，这就必须依靠“人民战争”手段。

没有善良就没有正义。

我们觉得最正义的事情是什么？

我想，那就是救毒蛇的农夫被蛇咬死后，有个人去打死那条忘恩负义的蛇。

如果只是打死蛇，那就是为了自己的安全，为了自己的利益，这就算情有可原，但也算不上多么正义。

所以，人还是要善良，因为没有作为大家的馒头的善良之人被吃掉，那还怎么有人能做正义的人呢？公平又从哪里感觉呢？

由于我们不可能有完美的系统，所以我们需要有一种纠偏方式。这种纠偏方式要尽可能减小对于整体组织最上层利益集团的影响，也要减小对组织持续稳定运行的影响，并在这一前提之下尽可能的降低“执行者与执行者之间组织”的成本——当然，执行者本身也可能是一个利益集团。

组织上层毕竟有最多的资源，所以只要不让执行者互相之间有极强的利益合谋，那么就没有人会去直接对抗上层，上层制定的决策也一定会有符合利益的人去执行。

在这个过程中，上层就可以得到像波浪一样呈现波次的支持，而且这种支持并非是口头支持。

对于组织上层来说“善良”和“正义”的诉求总是在不断来回循环的，在这个循环过程中，不同的部分都会贡献出超出平均的利益——正是如此，存在更为短暂的执行者利益集团，才会在不断地权力和利益交替中，总是支持上层的更多，行动力更强。

在“正义”太多的时候，就要呼唤善良，强者要拿出足够的份额照顾弱者等等。这个时候“善良”的人的组织成本会更低，主动性更强。

此时善良的组织，它们之间互相合作，在力量上是1+1>2的。人类分工下的组织强大一点，组织成本低一点，战斗力提升是特别多的。

政治就是支配权与分配，刚才上文说到的那个1+1<2和这里的1+1>2，它们平均下来就是这个社会的平均利润“2”——我们永远不可能依靠一套完美的系统和策略，让所有事情都是1+1=2。

同时，让小于2和大于2的组织进行完美的平衡，自然也是毫无可能的。

小于2的组织一定会落败给大于2的组织，但是到达“主流”规模的时候，他们的内部也会重新回归小于2。

组织上层之所以能维系整个社会，很大程度上在于它能通过掌握这种波动转换发生的决策权，从而让这两边的执行者组织都需要听命于它。

在20年前，我们呼吁正义，我们呼吁要都有机会，我们认为懒惰的人是活该，我们认为可怜之人必有可恨之处——当年我们羡慕发达国家的福利，认为什么都牛逼，但我们更羡慕自由。

但是现在，我们觉得要增加福利，要有保障，要扶持，企业要有社会责任——我们现在更羡慕发达国家的福利，但我们不那么羡慕自由了。

我们也可以想见，一个组织上层越是强力，这种“波动”会更加频繁，但是每次的波动带来的浪费会更小（更快解决了具体问题），以免造成过大的效率损失和失去稳定的风险。

而一旦组织上层没能够很好控制，让一个波峰波谷之间拖的太长，那么就会有太多道德观念和利益集团被“开发”出来，积弊就会很大，那么这个波动就会更加剧烈。

这里有一种迷惑性——那种拖得太长的，发育的太久的组织，反而会给人更稳定的感觉。但是这就好比海啸在深海区是感觉不到的，因为整个波峰顶部非常巨大，所以对于上面的船只而言几乎毫无感受。但是等到海啸接近海岸线，那么那么这个平缓的波峰顶部就会被挤压成巨大的水墙，然后粗暴的冲垮海岸线上的一切。

在“善良”和“正义”的交替中，长久的“平静”才是最可怖的，这说明它有可能积蓄能量，撼动整个组织的核心稳定——如果组织彻底瓦解，那么就必然需要极其巨大的牺牲才能初步重建，而且重建的结果也不见得会比之前的好到哪里去。

即便所谓的“打碎一切旧社会”，其实绝大多数人的交往规范和旧有组织系统的留存，还是远远超过“新的”那些东西的。

能够快速的波动，恰恰说明这个社会具有活力，组织上层的控制能力强，执行者也有较强的统御更下层的能力，组织成本比较低。

纵观我们这次组织上层更替之后的历史，这70年间，我们大约是15年左右来一次比较明显的“善良”与“正义”之间的主流波动，每一次“正义”都把之前的“善良”认作无恶不作的邪恶与弯路，而每一次“善良”都把之前的“正义”都描述为奸诈狡猾，人血馒头。

但是，没有这些，这么大一个组织又从哪里凭空获得更多控制权和资源，执行集团又如何能在不同的阶段交替之间产生更大的获利，从而产生一批又一批各自领域内的“人才”呢？

所以，这种交替本身是健康的——当然，如何更优化，更频繁的发生这种交替就是很深的学问了。

不过我们也应该明白，绝大多数时候，组织上层还是具有最多信息，做出当前环境下较优评估的人。

即便是有更优的组织方案，也一定会有人已经实施，而且是较为全面的实施，你不太可能作为“恰好是第二个”知道的人，所以就这一点而言你根本不需要去“从零预测”哪个方案正确，因为正确的方案一定会在它已经较为成功后才会被你所知道。

也许你会说：如果没有聪明人加入，那么这个本来可行的方案也会变得不可行。

要我说：聪明人的加入，首先要学会控制这些波动，然后让一般人能乖乖就范，这样聪明人才会加入——要是连这都做不到，那后续的一切就都是空中楼阁。

很显然，现在的环境下，至少我是尚未看到更好的办法。

所以我还是支持“企业要有社会责任”，也觉得“更新福利”是一件很好的事情，这是为下一次正义社会所做的铺垫。

不用太担心，在现代，即便是被当代人认为非常大的波动其实也是极其微小的。例如说二战德国才杀了多少犹太人？南北战争才死了多少人？这些其实都是善良与正义的对抗嘛——希特勒在那时，当然是善良的；南军也是。他们都代表着有序，保障，稳定。

这种就已经是很大的了，二战德国才死了800万人，只有总人口的10%，算上各种犹太人也就600万。虽然损失稍稍有点大，但和更原始的社会环境下动则一个波动可以死30%甚至50%的情况比起来，这么一点点损失实在是不足挂齿。

南北战争就更不用说了，区区62万人，更不是什么事儿。

我们现在有更好的解决方案，就算算上这种斗争导致的“潜在损失”，例如说本应增加的人均寿命被减少了也算作“死”的话，也应该会远远小于以前此类重大事件的伤亡比率。

例如说美国这次变动，肯定是要冲突继续加大的，但是这真的会造成很严重的后果么？

虽然我也没办法很明确的进行“比较”，毕竟人均寿命的增加预期也是不可能靠独立完成的。

但是应该没有人会觉得，这次美国国内的“白左”和“保守派”的冲突，造成的社会损失会达到500万人吧？哪怕我们500万人算，用用人均80岁计算，也就是一共4亿岁。

美国人口3.2亿，那要每个人平均减少一岁……

你看，就算我们把事情算严重了，也根本不算事儿。

高烈度冲突本身时间段内造成的损失也许会在单位时间内比“问题增长时期”要高，但是这种长期不修正带来的累积后果才可能是更加巨大的。

新中国是一个年轻的国度，用欧神的话来说就是“年轻，还没有沉积太多老弊病，老官僚”，也就是一些极度腐化的旧系统还没形成。

我们可以看到，稍微有点年纪的组织，例如说美国好了，黑人解放，平权等等闹了多少年才有点结果？

这种事情可不是战争，战争反倒是简单了，这些都是内部重要的组织控制技术在大量变化时候的“磨合期”。

反观中国呢？再大的活动，3年定音，5年实行，10年初见成效或赶紧停止。

频繁而看似剧烈的变化，反而比那种时间拖得很长来一次的更加安全，损失还更小，远期危害更小（拖得长意味着习惯这种策略的利益组织更早发芽，而且对整套系统更加了解，这是很危险的）。

不过嘛，频而看似剧烈的变化，只是相对来说更容易被一般老百姓观察到罢了，所以可能会有很多人觉得这种频而剧烈是“举棋不定”的结果——实际上在这种事情上，大家都是缝缝补补的，只是有些人小洞就开始补或者改，要么是刚刚打版型的时候就尽可能大刀阔斧的作一下，把最容易出现的坏毛病先尽可能“抖”出来；而另一些则是每次有破洞，就拖着，拖大了再改，甚至有些时候因为“破洞”把整件衣服的版型都给改了（例如说德意志第三帝国）。

我们还是支持“企业社会责任感”吧，这也是支持“善良”，是支持“有序”和“控制”啊。

如果我们不快速的积累这些人，又如何在未来快速的吸一波血。那样整个组织本身在未来的控制力就容易不佳（从而催生更多官僚）。

尽管从个体利益上来说，我们要选择最好的方式，但是还是应该在大多数场合宣扬现在组织上层公布的良知和企业社会责任感啊。

毕竟，组织如果整体出问题，或者效率降低了，最终就是“死”的人更多。

所以说啊，水库这种鬼东西啊，就是“挑战”之一。

自媒体这东西就是麻烦——但是也不能搞死，因为敌人也会面对这个东西，他们要是学会了，我们也必须会。

不过在学会之前，我觉得被删东西，那是应该的——虽然内容对于个体，对于小组织是合适的，但是在现在已经确定要变动的情况下，说这种事情在广义上还是会造成人“死”的。

一次高频又看似剧烈的波动，本来肯定“死”不了多少人，我们最严重的那次也就死了一点点人，就算平均寿命“死”的也不会多于德三，当时我们可是建国没多久，经济和资源也差得多。

就现在这情况，恐怕是连一两千万都“死”不到的，反倒是如果拖长了可能会带来未来的一大系列问题。

所以即便最终很多本次想要“革新”或“重建”的东西是错的，也应该支持这些东西，我相信几个口号大家应该都很熟了，墙上到处都是。

再说了，本来代价就很微小，能够有这样的尝试机会，是无论如何都值得去试试的。

所以从2015年开始到2030年，我们还是会进入一个“善良”的社会——所以从现在开始，我们应该以一颗“莫以善小而不为，莫以恶小而为之”的心态生活。

当然，上面那句话可以对应这句：莫以善大而为，莫以恶大而不为——但是这是系统必然缺陷下的必然必要。

人家只是说不要因为善良小就不做，不要因为恶事小就做了，但人家没说善大就一定要做，恶大就不做啊。

所以多喊喊这些口号，不要老唱反调，本身也就是在做小善事。

现在到未来一段时间，就是行小善做大恶的最好时机，而且因为这是帮别人在干必须干的活儿，只要不是傻子就肯定不会有事的。

曲婉婷的老妈大体只是运气不好，但不代表她原来这么做的风险收益比是不划算的。

当然，说到这儿，估计一些人应该明白“有些东西”未来又会特别好做啊。

这里给大家一点提示，你们应该都看过一个漫画，叫《社会人渣鉴定指南》，没看过的话各位去搜一搜。

到2020年，这些人会在很多岗位上爬的特别快，2025年左右就是这个社会的先进人物，也是大好人。

社会人渣指南会改变一点词汇，听起来更顺儿，但是这里的人渣身份却对调了。

如果不知道为什么，请再看一遍本文。